承德市作協副主席劉英因為抄襲事件，剛剛辭職，貴州文聯副主席劉世杰又鬧出了“雇槍手出書”的事情。這兩件丑聞本來都是獨立事件，但因為差不多同時被揭發出來，結果對地方作協和文聯的聲譽似乎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其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兩起丑聞事件的主人公，作為地方作協或文聯的副主席，以傳統的觀點看，其實也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了，成功人士卻要去搞抄襲之類的勾當，其中的動力何在？

　　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抄襲和雇傭槍手，雖然都能帶來一定的好處，但其中潛在的風險其實也是巨大的，一旦被揭發出來，就有可能面臨身敗名裂的結局，即便是像劉英那樣引咎辭職，還有人覺得不過癮呢(見本報昨日C02版相關評論)。在這樣的可能前景之下，地方作協副主席居然還要鋌而走險，可能的原因不外兩點：一是其中利益巨大，而且同行都這么干，已經形成了潛規則，被抓住或者抓住后被查辦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說機會成本很低；一是壓力驅動，身為地方作協或文聯領導，發表作品或者說出書的責任實在太過重大，以至于到了要去抄襲或者雇傭槍手的程度。

　　分別討論一下這兩種可能性吧。首先，我們大概可以去除后一種可能性。因為雖然在大多數人的理解里面，作協的領導干部理應同時也是作家、甚至作協會員同時也應該是作家才對，但事實上，中國作協的章程里面清楚地寫著，“凡贊成本會章程，發表或出版過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學創作、理論研究、翻譯作品者，或從事文學的編輯、教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者”都可以申請入會。斗膽臆測，地方作協里面，大概以“從事文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而成為會員甚至成為領導的大概不在少數吧？對于這些人，查遍作協的章程，沒有一處要求他們每年必須發表多少萬字的。這么說來，抄襲的驅動，就只能是利益，而非壓力了。

　　因為巨大的利益而去抄襲，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抄襲之后到底能得到些什么好處呢？很顯然不是名氣，無論是作家劉英還是小說《殺出絕地》，在出事之前都籍籍無名，而且人們也幾乎可以肯定靠這樣抄襲大概也抄不出一個文學大家來。所以看上去，所謂利益驅動，就只能是經濟利益了。作為文壇的局外人，我們不知道一個地方作協的副主席通過抄襲，可以為自己謀到多少好處，我們只能猜測，以一個以“文學組織者”身份坐上地方作協副主席高位的人，一旦發表了足夠多的“作品”，就可以很輕松地以“作家”身份占有作協原本為真正的寫作者們準備的資源。

　　其實作協領導和作家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就像“文學組織”和“寫作”是兩種不同的工作一樣。有些作協或者文聯的領導不擅長寫作，那也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您安心當好領導就行，寫書的事兒，有真正的作家在干呢。□涂涂(北京 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