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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京！》

　　一個導演的“抵抗史”

　　陸川記錄了那座瀕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賤的他們，在生命無選擇的最后時刻，畫出的人生暗夜里最絢爛的那道弧線。

　　可是，這些原型可考的中國臉孔，代表了那段歷史的真實氣質嗎？

　　本刊記者/丁塵馨

　　“這是一部講日本人的電影。”電影《南京！南京！》剛結束，一名30歲左右的男性觀眾自語般地向同伴嘟囔著，從座位上站起來，他邊走邊繼續分析，“它刻畫一個日本兵的心理比描寫中國人細膩多了！——但這樣的效果反而好。”

　　自4月15日，電影《南京！南京！》在北京5家影院點映始，陸川這部醞釀4年多的“新生兒”終于公示天下。

　　片尾長長的字幕在音樂中緩慢滾動，觀眾席中有近一半人還坐在原位，似乎無法一下從影片巨大的沖擊中解脫出來，燈光下，一位衣著時尚的女孩仍在拭淚，她的抽泣聲從影片下半場起就沒有停止。

　　導演陸川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類似的場景也出現在隨后幾個城市的首映禮上：

　　北京點映五場變成十場，全部滿票。走進每個影廳，滿滿的都是觀眾，非常激動。

　　杭州，大會堂兩千人，進來了兩千三四百人。當片尾音樂響起，觀眾席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我們走上舞臺的時候，杭州觀眾竟然沖向舞臺，現場失控的狀況不像是一臺電影，而是一臺演唱會。

　　上海，四家影院票銷售一空，全部自發買票，吳總稱這也是中宣部推薦國產片中從未有過的驚人效果……

　　這是陸川在影片亮相前不敢設想的景象。

　　《南京！南京！》讓中國觀眾既熟悉又感到陌生。72年前的屠城歷史，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從小學起就從教科書中獲得的集體記憶；而電影中那段歷史里的中國軍人陸劍雄、金陵女子學院教師姜淑云、南京普通家庭唐天祥夫婦、孩子小豆子、妓女小江，還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等形象和他們的故事，卻仿佛是第一次遭遇般，轟然震動了每一個觀影的中國人。

　　陸川和主創人員強調，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中國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

　　而《南京！南京！》和以往同題材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以侵略國的一名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視角作為貫穿全片的線索，從他的視線展現中國人在屠殺下的慘烈與自救。

　　盡管歷史去今已有70余年，可讓日本士兵表現出“普通人”的一面，在中國當下的公眾心態中依然是一個頗為冒險的嘗試。

　　日本人的視角“是創作技巧需要”

　　“我最擔心這個片子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導致電影提前下片”，在《南京！南京！》放映前的采訪中，陸川仍不能確定廣大的中國觀眾是否接受這樣的講述。

　　20出頭的角川正雄被隊友稱為“讀過書的人”，到中國前，他在日本的教會讀書，受了日本愛國主義的教育后，這個純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到了中國的戰場。那時的他，喝完汽水都會綻放出滿足的笑容，當他從日本慰安婦“百合子”的屋子中經歷了第一次性愛出來后，認真地說，“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這是我們沒有見過的日本士兵形象。陸川解釋說，其實所有戰爭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記里他也看到不少這樣的記錄。“我之所以把日本人還原成普通人，是因為普通人做了這樣的事情才可怕。如果電影一開始就判斷日本人是壞人，那么《南京！南京！》就是自娛自樂的一部電影。”

　　其實選擇日本士兵的視角，也是現實使然。2005年，陸川為電影搜集資料，他發現，“我們在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是帶著一個哭腔，在哭訴。”時年34歲的導演看得完全沒感覺，“塞一肚子憤怒，都不想拍了”，他試圖“帶著一種理性的態度去分析這段歷史”，屠殺、奸淫，它是一場戰爭的副產品。而對當下來說，什么是有價值的？

　　“70年后，我們反思這場戰爭，得有一個機會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才不會沉迷在自己的苦痛、吶喊、呻吟中”。大量的日本老兵回憶錄和日記，使陸川無法忽略活生生的另一半事件主體。在那些文字中，他們平靜地講述親歷屠殺的細枝末節，鮮見懺悔，更多似甜蜜的回憶。

　　年輕的導演震驚于，一個普通的人，如何在戰爭環境下一步步成為了虐殺的野獸？“我想去展現、去還原，在那樣一場戰爭中，那樣廢墟中，人性在戰爭中的惡能夠極致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樣的冰冷和邪惡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陸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他想給予電影的思考。

　　可是，讓日本士兵作成一個普通的甚至有良知的人，對于擁有集體傷痛記憶的中國觀眾來說，絕對是吃力不討好的思路。

　　陸川也意識到了，為避免可能引發的民族情緒，他必須為電影做更多的解釋。在很多的采訪中，他都提到，作為軍校畢業的軍官，自己擁有毋庸置疑的愛國熱情和行為，“拍日本人這條線時，我有非常復雜的情感。可我有一個核心的思想，要尊重對手……”

　　他甚至將中國人的視角改為日本士兵，比喻成只不過“是用竹簽還是鐵線串羊肉”的不同，“事實上主料‘羊肉’是一樣的”。

　　影片的結尾，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兩名中國人，并開槍自殺。這個情節更是難以被許多中國觀眾接受，他們在網絡上展開討論，認為這樣“太美化日本人了！”

　　陸川承認在史料記載中，“大部分參戰的日本老兵，在內心中是沒有罪惡感的”，他解釋之所以這樣的安排，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對戰爭的反思：角川的崩潰其實是戰爭強壓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的表現。

　　“這個結尾給中國以外的觀眾看時，他們都接受角川最后會自殺。”陸川說，是否接受這樣的結局“其實就是——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

　　導演說，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選擇角川作為貫穿電影的線索人物，只是從創作技巧上需要由他來貫穿整部電影，這樣創作劇本比較方便。盡管如此，陸川仍然把這條線索拉得小心翼翼，他強調說，在電影里“中國人還是絕對的主角，日本人的戲份才四分之一”。

　　“30萬”數字下一張張中國普通人的臉

　　之所以想拍攝南京大屠殺的題材，源自2005年初，看過《可可西里》的美國投資方曾找到陸川，想讓他做一個“亞洲版的‘辛德勒名單’”，劇本的主要內容是拉貝如何拯救中國人。

　　陸川因此花了兩三個月查閱資料，卻發現，大多數史料說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么，以及德國人、美國人甚至俄羅斯人怎么救中國人的，可中國人做了什么卻很少提及。于是，他決定放棄德國人拯救中國人的劇本，去拍他心目中關于南京的電影，“在這個電影中重新為中國人立傳！同時也認真地去面對日本人。”

　　在后來的多次采訪中，陸川都提到“中國人臉孔”的產生過程。在看了大量的資料后，陸川只花了十幾天，就在家里完成了劇本的初稿。同時他把那些相關的資料做了一個匯編和很多卡片，攝影師曹郁看完以后對他說，這電影其實就是一張張中國人的臉。

　　當初或許不經意的話，卻讓導演找到了他要在電影中最強烈想表達的方向：我特別想通過《南京！南京！》恢復當時中國人的面目。他發現，南京大屠殺題材會讓很多人不想看這個電影，因為覺得無非就是中國人被殺。“我們特別想表現那些被刻意隱瞞的事情，70年過去了，現在你給我說出30萬受難者里三個人的名字來，別說三個了，一個你都說不出來。”

　　事實上，在過去國產同題材影片中，當然有普通中國人的面孔。1988年羅冠群導演的《屠城血證》，是中國第一部表現南京大屠殺的影片，羅冠群在國內的史料中找到的“幾乎都是被動的受難者”。為了表現中國人的氣節，他虛構了照相館老板一家奮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1995年，吳子牛執導《南京1937》時，他已意識到不能“從血腥到血腥，從悲涼到悲涼”，為了顧及中日關系，要將“日本人民和嗜殺的日本士兵”區分開，他把主人公的妻子設計為一位日本人，讓她和中國丈夫共同經歷了7周的屠城，并生下一個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