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祥要出新書，然而書未出新聞先至。媒體爆料他將在以后的書中講述與饒穎的官司。為此，記者前日與趙忠祥長聊了這事的前因后果。他解釋新書《歲月繽紛》是一部自己多年學習詩、書、畫的集成，并愿意提供后記在本報提前發表。他還否定了先前媒體報道的真實性，談到以后寫書，趙忠祥說：“我憑什么讓我將來的著作中出現一個我非常不喜歡的人的名字呢？”

　　作為文化人是很看中名分的　怎么會讓不喜歡的人名留在著作中

　　青年周末(以下簡稱“青周”)：媒體又提起饒穎的事。怎么會這樣呢？

　　趙忠祥(以下簡稱“趙”)：我接到上海一位記者的電話。他第一句就問我，聽說你新出一本書，書里提沒提你跟饒穎打官司的事？我說我的書沒有這方面的內容，沒考慮寫這事。他就問我以后還有什么創作，我說我會有一部回憶錄。他一聽回憶錄就很敏感，說回憶錄會不會提她？我跟他用一種比較虛的回答方式，說我回憶錄既有我人生的成功，也有我人生的欠缺，既有我勝利的喜悅，也有我的坎坷和辛酸。總而言之，我人生的成就輝煌，以及我的風風雨雨，我都會在我的回憶錄當中去直面它。

　　我想這應該很含蓄地把我想說什么和不說什么講清楚了。借著我的敘述，揣測我可能會寫什么我沒有意見，但是你不可以說，我說了我要寫饒穎和我的官司問題。要知道一個人寫一本書，特別是作為一個文化人，他是很重名分的。在我書里出現的故事、情節是由人物組成的，這些人物無論是我的朋友，抑或是我的“敵人”(強調加引號)，或是有恩于我，或是曾經很深地傷害過我的人，只要我覺得他們有尊嚴和人生價值，我就會提到他們。有一些人不值得我把他記錄在我的書里，我干嘛要給他們去樹碑立傳？我憑什么在我將來的著作當中，出現一個我非常不喜歡的人的名字呢？我有必要這樣做嗎？你用一個正常人的思維來想都會持我這樣一種心理。如果你是我很親近的朋友，也會告訴我，你的書里不要提誰誰誰。我現在不能去說我將來一定會寫什么不寫什么。我不高興的就是我沒有說的話你不能給我編造出來說是我說的。

　　還有人提問說“你既然曾經聲明過你不認識饒穎為什么還去寫饒穎？”第一我沒有說去寫，這都是記者給我帶來的麻煩。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不認識的人難道就不可以寫嗎？這種問法在邏輯上站不住，很荒唐。

　　媒體企圖傷害我 我不愿意對簿公堂

　　青周：說你新書中將寫與饒穎的官司內容，是這個上海記者寫的嗎？

　　趙：我查了一下，是陜西的一個記者寫的，太離譜了，他沒采訪我。上海記者寫的稿子雖然有的語句描述重了一些，但他沒有提饒穎兩個字。陜西那家媒體，他的標題就很惡毒，標題是《趙忠祥出書講述性丑聞》，說我將把自己的性丑聞和與饒穎官司的來龍去脈，寫進新書里。這完全不是一個記者應該做的事兒了。如果你說你覺得趙忠祥可能會這樣我都不去怪你。但他說是采訪我，從我嘴里說出來，你想作為任何正常人的思維可能說出這樣的話嗎？

　　我今天給那家媒體發了一個函質詢。我說你得給我一個說法，你采訪了我沒有，我不記得你采訪我。如果你沒有采訪我，這個言論從哪來的？如果你確實采訪我了，我做夢似的不知道，那現在都很好辦。電話局都能調得出記錄，你哪怕有記錄，至于我說沒說都好辦，連這個都沒有那你怎么交待這事呢？如果你沒有依據，自己編造的你也得給我一個說法。為什么要這樣？我不是一個太找事的人，但是也不能太這么任人蹂躪了，這樣太過份了。

　　在去年前年紛紛擾擾的輿論環境中，我個人很坦率的講并沒有受到什么傷害。我什么風浪沒見過呀？這算什么呀？你愛說什么說什么，只要你沒砸到我們家門來沒給我這兒放炸藥，我都可以容忍。你沒怎么著我，你也不能怎么著我，但是他企圖傷害我就可惡。我絕對不會看了這篇文章就跳樓的。但我可以坦率地說，很多的報道都是很離奇很離譜，匪夷所思的。這樣的情況我都容忍了。我沒有跟任何一家媒體對簿公堂，而且我都覺得這非常無聊。跟他們進行這些事情的理論顯得我也很無聊。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要寫書寫文章要畫畫，我有那么多朋友要來往要談創作，真的是很忙。（記者 蔣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