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謝晉導演的年紀很大了，但我們都覺得他的生命力特別頑強，他仍舊在喝酒、在世人面前表現他的強壯，永遠滔滔不絕。雖然生命畢竟脆弱，但我覺得謝導演的一生是圓滿的。圓滿是因為他的電影，他是那個時代電影的領軍人物和代表人物。

　　謝導去世和他兒子去世相差不到兩個月。在他兒子去世的時候，我曾給他發過一個短信，我說，謝導演一生都是非常坎坷的，總是要和惡劣環境作斗爭，他的影視生涯是艱難的，他的人生也有些艱難。但是他都挺過來了，他應該滿足。因為他有那么多喜愛他的觀眾，看過他影片的觀眾都有了成長，有了心靈上的一份經歷。我說，雖然他的兒子去世對他打擊非常大，但就如同他每次的艱難一樣，我相信謝導演一定能夠承受。

　　我曾和謝導演拍過兩部影片，《清涼寺的鐘聲》、《最后的貴族》。在我年輕的時候，他引領我走入了電影，使全國的觀眾對我有了最初步的了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特別感動。那是在1989年《最后的貴族》首映式后，肖雄告訴我說，謝導演看到我在首映式上接受記者采訪時的侃侃而談，他高興地對肖雄說，“又出來了一個演員”。我覺得他為自己能培養出一個演員而感到快樂。這件事過去了20年，可我還是記憶猶新，因為那時的我最希望得到他的贊許，可他從來沒有當面表揚過我。

　　記得在前年中國電影百年的時候，他的攝制組找我做采訪，我當時說了一句話曾使編導和采訪者吃驚。他們問我，認為謝導演是否還應該再拍電影，我說應該停止了。他們卻說，除了我所有人都贊同他繼續拍。我當時就說，不可能。因為今天的電影變化太大了，電影年輕了，觀眾也年輕了，謝導演如今的審美已經不適合年輕人了。我說的是實話。但是我知道這句話對于謝導演來說，是不接受的。他在這之后仍舊找過我拍電影，曾經有三次專門為自己的電影來找我，我都在請他吃飯的過程中婉轉地拒絕了。比如《鄉村教師》，他對我說，他和教育部長許了愿，對媒體承諾了，一定要把這部影片拍好，他為他的劇激動著，他告訴我在福建、在溫州，外景多么美麗，溪水多么湍急、獨木橋和石礅在陽光的照射下多么好看……我說不能拍不能拍，可終于他還是拍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戛然而去也符合他的性格，沒有因為特別煎熬的疾病奪去生命，而是身體衰弱以及兒子去世對他的打擊所致。他曾經高興地對我說，袁偉民帶著女排的姑娘們來看他的《高山下的花環》，女排姑娘們看得痛哭流涕，袁偉民握著他的手說：“謝導演，你的影片這么痛快。”謝導演認為，袁偉民的一句話，點出了悲劇的一個美學概念，即“痛快”，它宣泄出了人們精神世界中的郁悶。

　　我覺得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今天的電影都是從他的電影生發出來的，陳凱歌也好，張藝謀也好，陸學長也好，他們一定是在謝導的電影里找到了他們自己的位置。

　　(整理：天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