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中有一批超級狂熱者，其思維和行為基本上處于非理性狀態。當粉絲進入這種境界時，他們不再是通過外在目標找尋自己的方向，而是徹底放棄了自我，把自己當作一個精神的奴隸、政治的炮灰、商業機器上的螺絲釘。

　　楊麗娟是一名極端的粉絲，但她的心態卻頗具代表性，因此值得大家關注。

　　現在的父輩看不慣子女追星，認為這是“不學好”，甚至是覺悟低下、道德淪喪。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虛偽，因為他們那一輩發生過更加瘋狂的追星現象。只不過現在的娛樂追星實行“多神制”，有上百個明星可供選擇，也不再要求“全國上下一條心”。

　　在每一個人的人生歷程中都有一段時期會有意無意尋找偶像，需要掙脫父母的心理襁褓，建立自己的獨立人格。實際上，這只是從小池塘跳進大池塘，從家庭的順從過渡到社會的順從。當一個人在確立自己的個人和社會定位之前，都免不了要觀察現存的“參照物”。這里面有雙重心態：一是認同，二是憧憬。

　　人需要信仰，需要榜樣。

　　在大眾傳媒時代，所有偶像都是包裝的產物，區別只是某些偶像的大眾形象比較接近本人，而某些則有天壤之別。偶像崇拜其實是一種迷信。

　　粉絲中有一批超級狂熱者，其思維和行為基本上處于非理性狀態。當粉絲進入這種境界時，他們不再是通過外在目標找尋自己的方向，而是徹底放棄了自我，把自己當作一個精神的奴隸、政治的炮灰、商業機器上的螺絲釘。這種粉絲極其可悲，他們比古代的宮女都不如，因為宮女以犧牲自己的幸福自由為代價，以期換取足夠的經濟和名聲好處，而極端型粉絲則是犧牲自己的金錢、時間、情感，去無私幫助一群比自己有權有錢有勢得多的人。從本質上講，這類粉絲從事的是劫貧濟富，而他們樂此不疲的原因是他們吸食并沉溺于偶像崇拜的鴉片。

　　我去年聽到楊麗娟逼迫父母賣掉房子，以資助她去香港“追”劉德華，我寧愿相信這是一次炒作。事件的進展消除了這種可能性。她的行為毫無疑問是追星中最走火入魔的一個案例，個人和家庭應該負主要責任。也許是不可醫治的疾病，值得我們同情。

　　當粉絲們像魔法學校的學生那樣騎著掃帚飛越瘋人院時，我們的媒體充當著啦啦隊的角色。在我見到的媒體報道中，粉絲的熱情往往被當作美德加以褒揚，其中的超級非理性行為簡直能得到“當代貞潔牌坊”的待遇，至少在楊麗娟事件之前是如此。反而是好萊塢影片對“忒傻”的粉絲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諷。這大概跟東西方文化對于公眾與私人空間的不同態度相關。假如某人天天在偶像門口等待簽名，我們的報紙會稱“熱情的粉絲如何如何”，而西方媒體則報道“某人因長期騷擾某明星，被法院判為終生不得走進該明星300米的空間”。

　　最極端的粉絲能做出最極端的舉動，在我心目中，能跟楊麗娟媲美的就是約翰·列儂的超級崇拜者，同時是他的殺手馬克·戴維·查普曼。聽起來很諷刺，但完全合乎邏輯：強烈的膜拜導致強烈的占有欲，一旦明白無法得到，便“寧為玉碎”。所不同的是，一個“碎”對方，一個“碎”自己(包括親人)。

　　《圣經》中的莎樂美故事與此神似：一名少女看到魅力無窮的施洗者約翰，如癡如醉，要求撫摸他那“百合和雪山一般潔白的皮膚”，要求親吻他那“用象牙刀切開的石榴一般的紅唇”，遭到無情拒絕。

　　少女便以跳脫衣舞為代價，向繼父兼國王提出要求，把約翰的頭砍下來，放在銀盤上端上來。在王爾德的話劇版和理查·斯特勞斯的歌劇版中，莎樂美最后無比陶醉：“我終于親吻你的唇了。”那時，她已經進入了一種融合性高潮和宗教顯靈為一體的狂喜，一種終極體驗。這種體驗，只有超級粉絲才能感受到。

　　也許，楊麗娟應該去追一個現實世界不存在的神靈，那樣，既不會影響他人的正常生活，而且也不會遭到拒絕。

　　□周黎明(北京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