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著協如果與音樂作品使用商之間是平等的民事主體關系，按說是不能為對方制定什么強制性規定的。而且，著作權法第八條雖然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后，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并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但此條并沒有允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制定收費標準的規定。

　　但是，2000年9月1日，音著協就頒發了《使用音樂作品進行表演著作權許可使用費標準》，標準中不乏強制性規定，如:“未依法事先取得許可，構成侵權的，須按照本標準的2至5倍交納補償費。”這個標準，盡管只是指導性的談判參考標準，但是經國家版權局批復后公布，就帶有很強的行政強制色彩。

　　法律人士認為，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是當前社會中一些社會公共管理組織普遍存在的問題。隨著民眾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的增強，這種管理模式越來越暴露其不科學的一面。

　　事實證明，音著協、音集協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的收費模式，從一開始就受到挑戰。在質疑飯店背景音樂收費標準時，昆明市飯店與餐飲行業協會秘書長楊艾軍直言不諱:“每床位1.75元/月究竟是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還是市場調節價?具體是怎么定出來的?”他們認為，音著協、音集協在收費標準、范圍以及利益分配皆有不明之處，如何令人信服?

　　建議：去行政化，依法維權

　　音著協、音集協這樣的組織該怎樣進行自己的收費工作?

　　學者許昀認為，行政色彩濃厚、契約精神不足是當前非贏利性社會團體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他建議，社會公共管理組織應該去行政化。對于音著協這樣的社會集體管理組織來說，應該把自己擺在平等的民事主體的位置上，用更民主更平等的協商方式收取費用。

　　來自音著協的怨言則是，原有的官方背景在收費時已屢屢遭拒，去行政化后豈不更不被重視?

　　的確，中國的文化消費市場有自己的特殊性。總體來說，國內的版權保護意識還比較弱。屈景明分析，在中國幾十年以來長期的計劃經濟的影響下，人們習慣于用“公家”的東西，腦海里沒有為使用音樂“交費”的概念。

　　但是，法律學者認為，提高收費的有效性，不能依靠賦予社會公共組織行政管理職能，而需要保證社會公共組織維護權益的法律途徑的暢通和高效。一般來說，法律途徑有二:一是向行政管理部門提起申訴，對違規者進行處罰;二是提起民事訴訟。目前情況是，無論前者和后者，都還有欠缺。

　　就前者而言，行政管理機制還不完善。音著協會員、影視作曲家馬軍認為:“即使一個作者知道維護自己的版權也沒有多大的用處。中國從建立音樂市場到現在的時光中，一直缺少一個監督和申訴機構。為保護作者的詞曲版權相關部門也確實立了法，設立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這個機構，但是法有了，執法者卻沒有!”還有一點，馬軍沒有說到，那就是沒有落實相關法律條文的具體措施，致使保護還停在“應當”的層面上。例如，對于不肯向權利人支付使用報酬的商家，還卻立約束和處罰機制。曾有人建議，對于不肯交納音樂作品版權使用費的商家，相關管理部門予以停牌，待問題解決后方允許經營。可是這樣的具有操作性的規定還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