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兩年，我們的車他們都認得了……”

　　其實他自己最近也有點心煩，工作室成立兩年，猛料是抓到不少，但也到了事業發展的瓶頸地帶。

　　兩組人馬每天晚上都要盯到很晚，卓偉覺少，睡個把鐘頭就又生龍活虎，“但年輕人不行，早上都起不來”。也不敢不讓他們休息，等人枯燥、盯人緊張、追人危險，“追車的時候出過兩次車禍了，幸好副駕駛上都沒坐人”。

　　他想再增加一組人馬，這樣三組三班倒，不至于太疲勞，也能夠實現24小時都有人值守。這兩年，由于他們盯得緊，明星們夜里都學乖了，有些聰明的主兒跟狗仔們打起了時間差，大早上起來約會，這感覺好比交警還沒上崗，搞點違章違規的事兒少點心理負擔。

　　其實說起來也就是添一輛車、一個攝影、一個司機的事兒，可工作室每個月兩三萬的開支，他們剛剛能夠應付，再添人手實在是困難。

　　還想換車。工作室兩輛車，在外面混了兩年，圈中人也是口口相傳，好多明星都記住了他們的車牌和車型。前些日子，他們跟拍徐帆，才跟出小區，徐帆的司機就下車了，拍拍他們的車門，“哥們兒，別跟了，今天就帆姐一人出去，真沒什么好拍的。”

　　自打從娛樂記者正式轉為“職業狗仔”，卓偉再沒有上過電視，跟媒體接觸也盡量要求不上自己和同事們的正面照片。他笑稱他們是“明星最熟悉的陌生人”，沒料到現在勞動工具被人家認準了，“唉，這幫明星越來越賊了，不換車是真不行！”

　　“困守孤城”也是他的煩惱所在，因為經費有限，他們不能像國外，乃至港臺狗仔那樣千里追蹤，“每天只能繞著北京城轉，這個季節正是拍攝旺季，各地都有劇組，但是我們出不去啊，著急！”

　　與本刊記者見面的頭天晚上，他們到凌晨4點才收工。先是跟劉燁的外國女友，“說是要結婚了，跟著看看有什么好玩的？”結果在新光天地跟丟了。商場里瞎轉又碰上梅婷，“跟一女的吃飯，拍了會兒，也沒什么大意思。”

　　然后又去搜街，“撞上陳好了，她在那兒按摩，但是她出來的時候，光線暗，又有車，照片也沒有拍到。”接著搜，“看到陳寶國的兒子，跟一個女的，后來又來了一幫人，也沒什么勁，又走了。又撞上一幫體育明星去吃飯什么的，拍了些。然后又逛街，跟上成龍的兒子房祖名了，一直盯到快4點，他們還沒有出來，一幫男的在一塊，這事也沒什么意思。”

　　收工后，他盤算了一下，這一晚上忙活，真正能發稿的可能也就是梅婷吃飯那條。“沒什么大意思，但是我們也得維持個日常發稿啊。算一小條吧。”

　　枯燥、重復是他們的工作常態，偷拍到“顧長衛夜會情人”那樣的驚險夜襲可遇而不可求。“我們做出來的新聞，只是日常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有的時候連盯四五天，都不出活兒。”

　　去年，工作室走了兩個小孩，他們手把手帶出來的。明星住哪兒、開什么車，常去哪里廝混，這些都是他們一點一點累積的寶貴資源。有的時候，跟一個人不為別的，就為知道他住哪兒。

　　倆小孩干了一年，把資源帶走了，他也沒說啥，因為實在也沒啥好說的，“在我這兒干得那么辛苦，一個月就幾千塊錢。去人家那兒，錢能多掙，還給上三險一金，憑什么不讓人家走啊！在一起工作就是緣分，都不容易……”

　　隊伍不好帶，他隨時有心理準備手底下再走人，“比如說人家很有實力的，來跟我們這兒小孩說一句，‘別跟他干了，跟我來干吧。’就走了嘛。”

　　“我這個人不愛出頭，不想當這個出頭鳥，什么第一狗仔什么的，其實是一些事兒把我推到這個位置上來了，沒有別人干啊，只能順著這個頭干下去了。但既然做了這個，照我們天津人的老話說，我就認命！”

　　他用了6年時間，完成了從文化記者到娛樂記者，再到狗仔，乃至組建狗仔隊的轉變。他視之為一種“進化”，狗仔于他而言，絕無不雅和蔑視，反而是專業裝備和職業精神的完美結合。

　　“沒錯，我們就是狗仔，我聽到人家叫我狗仔，心里很坦然，從來沒有因為這個稱謂不高興過。偷拍的確是我們完成工作的最好方式，我們狀態就是潛伏、跟蹤、偷拍、調查。”

　　卓偉的搭檔馮科2003年為了偷拍《功夫》劇組的工作照，爬進草叢，手被道具玻璃割破了，鮮血長流，他脫下襪子把傷口勒起來，接著拍。

　　天津腔始終改不掉的卓偉，每遇險境，也常自嘆，“我這是為嘛呢！”

　　他在圈中有一個笑談，也是一個美談。說的是他在上海挨家挨戶敲門，尋訪影星黃奕老宅的事兒，“我到現在還記得她們家老房子的門牌號碼，當時她們老師說大概是XX胡同1000多號，我就挨家挨戶問，問到第八百多號，終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