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收獲》2007年第四期，其50周年的紀念特刊上，生于70年代的安妮寶貝追憶著她的故鄉。《世紀之約》是特別為她量身定做的欄目，在此之前，她的作品《蓮花》曾因為在《收獲》上發表而遭遇冷眼，人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適應《收獲》發表這樣的文字

　　★ 本刊記者/羅雪揮

　　50歲的《收獲》攤在手中，沉了幾分，封面是雍容的中國紅，鑲嵌著燙金的“50”字樣，昨日和今日在厚實的頁碼中緩緩流過。

　　一直以來，《收獲》統領的幾乎是中國文壇的“國家隊”：老舍的《茶館》發布在《收獲》創刊號上；文革后刊登的“傷痕文學”，以及諶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說引發舉國反思；余華、蘇童、格非等皆從這里獲得文壇的通行證，而王朔將小說《五花肉》投到《收獲》，被當時的《收獲》編輯程永新拎出了另一個名字《頑主》后發表，自此便洛陽紙貴。評論界紛紛發言，表示“王朔這個人，以后要注意了”。

　　20年前，冰心在《收獲》創刊30周年的祝辭中，曾把《收獲》稱作“我心中的紅玫瑰”，她表示，每當《收獲》到了，自己一定從頭細看，而且常常堆在案頭，到了一年終了，才捆起放在壁櫥里。

　　20年后，在它50歲的時候，《收獲》依然是幾代人的文學圖騰，處變不驚。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胡傳吉自2004年起開始為報紙撰寫《期刊觀察》專欄，他告訴記者，最近特別去翻看了《收獲》這幾十年的目錄，發現《收獲》“基本上沒有漏掉同時代不一定優秀但最重要或有重大爭議的作家作品”。

　　心中的玫瑰送給誰？

　　現在，《收獲》的發行量穩定在12.3萬左右，依然是文學期刊的佼佼者，是中國作家們的必讀雜志，只是昔日韶華不再。閱讀《收獲》逐步成為了一種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清華大學南門外的報刊亭內，因為并非熱賣，每次只進兩三本《收獲》，很快就賣光了。北京中關村超大型的圖書賣場“第三極”，偌大的雜志區倒是保留了兩個文學期刊的架子，但密匝匝地擠進了《讀書》《青年文摘》和《萬象》，并沒有《收獲》的蹤影。

　　根據豆瓣網的統計，喜歡讀《收獲》的人，同時還喜歡看《讀書》《中國國家地理》等雜志，毗鄰北京大學的“柏拉圖咖啡文化沙龍”內有一面純文學雜志的陳列墻，鄭重地將最醒目的架子貼上了《收獲》標簽，但大約是讀者看完后沒有及時歸位的緣故，記者沒有找到，只是 “收獲”小小的字牌，擺在那里，余威尚在。

　　《收獲》雜志副主編程永新擔憂的是文學的好時期正在衰退，且沒有改善的跡象，文學正處于一個青黃不接的年代，而好的優秀的作家，要去超越他們已經寫出的精品已經很困難！“(我懷疑)是否一個好的作家已經寫完了他們好的作品，比如莫言要超過《豐乳肥臀》太難了，王安憶很難超越《長恨歌》。”程永新表示，盡管文學的題材越來越寬松，除了不能夠涉及到意識形態，無論是關于人的生活，還是精神領域都可以探討，但是被邊緣化傾向非常嚴重。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期刊觀察》專欄作者胡傳吉認為，就自己的閱讀感受而言，當下的文學作品已經越來越市井化，越來越油滑。而身為小說創作者和文學雜志編輯的徐則臣介紹，最好的作家仍然在寫作品，但整體上業余文學愛好者的水平在下降，其中不乏跟風的偽劣作品。程永新認為，自2000年起，種種跡象就表明，中國文化的傳承發生了嚴重的斷裂：傳統文化受到了挑戰，出版不斷的商業化，知識分子對社會沒有影響力。而這些主客觀因素，都將導致寫作的艱難。

　　程永新表示，以后怎么樣發展還很難說。但“哪怕到了世紀后、后后現代，社會也需要有一個標準。《收獲》提供了一種文化的隱藏的價值要準確，要真實地表現和反映中國人當下的精神生活。”

　　《收獲》的新生力軍如何傳承？

　　“《收獲》是向青年作家開放的，已經發表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還要發表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在《收獲》50年紀念特刊的目錄上方，巴金的話語醒目。《收獲》副總編程永新介紹，這是一期青年作家專號，他們確是有意識地挑選了一些他們認為更有實力的青年人選。這里幾乎是70年代寫作人的一個聚會，且大都是作協會員，他們在網絡上如魚得水，但是仍然對傳統文學期刊情有獨鐘。

　　生于1975年的閆紅則始終把在《收獲》上發表小說作為奮斗目標，雖然她早已憑借《誤讀紅樓》在網絡成名，其新近出版的隨筆集錄《她們謀生亦謀愛》與安意如并肩排入暢銷系列。閆紅坦言自己曾經遭遇過《收獲》退稿，但閆紅表示，倘若將來能夠寫出好小說，第一個念頭還是要投到《收獲》，因為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本期小說《傘兵與賣油郎》的作者徐則臣認為，“與網絡相比，文學期刊更厚重一些，真正的好作家基本上還是文學期刊培養出來的，尤其是像《收獲》這樣的一流刊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家隊’的驗收標準，在這里發表的文章，含金量要更高一些，文學精神也更純粹，因為你在有限的空間里必須拿出可信的硬貨。”

　　程永新告訴記者，《收獲》一直注重發掘新人，不過，他表示不能夠因此而降低標準，不能因為只有16歲就應該比60歲寫得粗糙。曾經發掘了余華、格非等腕級作家的程永新對于70后軍團仍然存疑慮，他表示這里面不乏有才華的作家和作品，但尚不能夠像八九十年代那樣形成合力。

　　“惟一的辦法就是精進深入，好好寫。”徐則臣表示，他的樂趣在于閱讀經典，寫想寫的東西，然后將發表的文字貼在網上，并與朋友合辦了非營利的“左岸文化網”，探討“文學的現狀和出路”“讀書的下崗問題”以及諸多重要的社會問題。他拒絕為掙錢去寫電視劇，不愿意輕率地把筆寫壞。自詡為頑固的理想主義者，徐則臣依舊租著老房子，在每周的一、三、五晃悠著穿過北京城，堅持回到最樸素、最基本的小說立場。

　　網絡時代，《收獲》的陣地在哪里

　　生于1974年的報刊評論人韓浩月告訴記者，他一直對《收獲》懷存敬畏之心，“我們這代人都是有文學理想的。”2000年以后，他幾乎沒有看過純文學期刊，但3個月前單位處理包括《收獲》在內的舊雜志，他買了好幾本，抱著很挑剔的態度去讀，結果一口氣就讀完了，韓浩月有些欣慰地告訴記者，他找到了久違的閱讀小說的感覺，“絕大多數作品還是很優秀，作家的面孔很熟，寫作的風格沒變，文學的氣場還在。”

　　不過，韓浩月認為自己和《收獲》還是有一定的距離感，最重要的原因則是風格迥異：“《收獲》還沿著舊有的道路，我已經完全市場化”。對于一個網絡時代的寫作者來說，比如以起點中文網為代表的網絡寫手，活躍的民營出版者，包括電子雜志和博客等，成功的途徑不止三條四條。文學期刊不再是通向文壇的惟一途徑。

　　2007年7月，33歲的土豆網CEO王微出版了《等待夏天》，這是一部描述中國IT人留美生活的作品。10年前的舊作，從舊電腦中撈出來，偶然地轉到了《收獲》雜志，并在最短的時間內發表了。“我在這之前，居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收獲》，這本巴金在世時主編幾十年，據說是中國最牛的文學雜志。”“圈子和圈子的距離，很遠。”王微說。

　　新書的腰封上因此打上了醒目的廣告：“殿堂級文學刊物，《收獲》主打長篇。”但是王微此前沒有看過《收獲》，不曉得《收獲》的鼎鼎大名，此后也沒有看過《收獲》，編輯們也不知道土豆網CEO何方神圣。

　　王微告訴記者，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只是覺得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理解人們對《收獲》的仰慕，那就像每個行業都應該有自己的標志性刊物。王微甚至不讀中文小說，在王微心目中，所謂文字只是一種表達方式，不論是歷史記錄，還是科學記錄，就像達爾文《物種起源》的文字節奏感無懈可擊。不過，王微還是買了兩百本《收獲》放著，有朋友要就發，如今已經發得差不多了。

　　新世紀后的《收獲》和純文學一道走下了圣壇。靠一部小說紅遍中國，并能換取戶口、工作甚至名利的故事早已經是天方夜譚。上世紀80年代初，當《收獲》發行量曾經達到創紀錄的100萬份時，巴金曾主動提出降低發行量，因為全民讀小說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大家都通過小說來關注社會問題，小說便承擔了不該承擔的責任。

　　在70后的評論人韓浩月心中，早已疏離的《收獲》始終還是一根標桿，讓文學不至于在時代的喧囂中轟然倒塌。對于80后、90后而言，《收獲》是一本嶄新的雜志，17歲的高中女生許婷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收獲》雜志，她倒是常常去土豆網，第一眼她就掃到了安妮寶貝，許婷感嘆：“安妮寶貝要出新書了，不過起印才40萬冊。”

　　《收獲》50年的時候，選擇70后充當了文學代際的樞紐。安妮寶貝在《世紀之約》中憂郁地回望：“新的城市出現，舊的城市消失。有些人曾記得它的舊模樣，有些人還記得一點點，有些人將完全不知道。他們被斷絕了與這座城市歷史之間的關系，斷絕了與它的優雅和信念的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