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潑墨門”硝煙未散，又一條關于影星章子怡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引發熱議，并由此扯出另一更引人關注的“詐捐門”。

　　前不久，有網友在知名論壇發帖，追查章子怡在5·12地震后募集捐款的去向，并提出兩點質疑：章子怡個人承諾捐款的100萬元只到賬91萬元；她在戛納電影節募集的500萬美元行蹤成謎。

　　面對廣大網友愈加升級的質疑，終于，2月5日晚，章子怡經紀人紀靈靈向媒體發來一份自稱是“關愛兒童組織”委托的聲明。但在這封千余字的聲明信中，仍然沒有賬目明細，也沒有捐款總額的說明，只提到了“章子怡基金”將注資40萬美元，與“關愛兒童組織”一起參與震后援建項目。網友最關心的戛納募捐善款去向的疑惑依然沒有解開。大部分網友對此并不買賬，一再質問章子怡：“你承諾過要及時公開的賬目明細在哪里？”

　　聲明發出不久，章子怡的經紀人紀靈靈又專門接受媒體采訪。對于章子怡在博客中聲稱捐了100萬元人民幣，而紅十字會到賬只有91萬元的問題，紀靈靈回應：“子怡要給一百萬，會差那一點錢不給嗎？”

　　網絡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因信息不完全總是撲朔迷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慈善募捐的話題卻引發了國人對“詐捐”的憤怒與敏感，而一直以來我國慈善立法方面的軟肋也再次讓人無奈。

　　募捐人的法律地位爭議很大

　　就章子怡“詐捐門”中存在的相關法律問題，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程嘯，請他按照假定的前提進行了專業分析。

　　程嘯分析指出，章子怡為地震災區進行募捐并籌得善款的行為形成了一個社會募捐法律關系，其主體為三方：捐贈人、募捐人和受益人。“捐贈人和受益人都是不特定的，捐贈人有很多，而受益人只是地震災區的災民，至于其用途、對象和管理者都并未特定。”

　　程嘯告訴記者，募捐中經常產生爭議的問題有三個：其一，捐贈人承諾進行捐贈，但事后又反悔的，對此合同法第188條有明文規定：“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贈與人不交付贈與的財產的，受贈人可以要求交付。”故不難處理。其二，募捐人違反募捐時的承諾，將捐贈款挪做它用、甚至截留、侵占捐贈款物的；其三，捐贈款在實現特定目的后仍有剩余或者因目的無法實現而仍有剩余時，該剩余的捐贈款的歸屬問題。

　　由于目前我國尚無相關的立法加以規范，所以后兩種情況的爭議很大。顯然，章子怡事件的爭論主要涉及的是第二種情況。

　　程嘯認為，從法理上來看，募捐人違反募捐時的承諾挪用或侵占捐贈款物，當然會產生民事責任，如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甚至會構成刑事犯罪，如以募捐為名進行詐騙等。“捐贈人和受益人都有權請求募捐人承擔民事責任，如交付募捐款物，但是由于法律沒有相應的規定，加之現實中這種社會募捐中的捐贈人的人數很多并且每人的捐款數額往往也不大，因此沒有誰會去提出此種請求。”

　　至于受益人方面，因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的原因，更是難以提出請求。程嘯指出，因此就出現了我國目前要依靠網絡輿論監督募捐款使用的情形。

　　而章子怡身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皆被關注、被揣測甚至包括各種惡意的揣測等。她為地震災區進行募捐廣為媒體所報道，已經成為公眾所關心的事件。

　　“公眾當然有權知道這筆錢的去向和用途。這是合理的輿論監督。”程嘯說，為維護言論自由，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法律上一般都對相關當事人即名人的名譽權和隱私權加以限制。這方面已有不少案例，如上海法院判決的范志毅案、廣州法院判決的楊麗娟案等。

　　網民進行輿論監督常常是只能進行各種假設，這本來就是信息不公開所致，而網民很難知悉真相，因此網民的指責與有關言論即便與事實不符，也是在合理限度之內的。

　　程嘯認為，章子怡作為名人，有足夠的能力對這些指責進行反擊，例如召開新聞發布會等，公布捐贈款的明細賬目。

　　“所謂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對于這些名人而言，要消除流言蜚語、各種猜測的最好辦法就是公開事實的真相。”程嘯說。

　　慈善事業立法目前缺位

　　程嘯認為，我國目前規范捐贈的法律，除合同法外最重要的就是公益事業捐贈法，但該法的調整范圍較窄。其中第2條規定，只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自愿無償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的，適用本法。”

　　“社會生活中經常發生的社會募捐，因并非是捐贈給‘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而是直接捐給特定受益人，由募捐人隨便組織一個機構或委員會之類的臨時組織來負責進行管理運用，從而無法適用該法之規定。”程嘯說，此種情況就導致了捐款人、募捐人、受益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無法有效地監督募捐所得款項是否被恰當的、符合目的地加以使用。只能依靠募捐人的個人品德以及公眾輿論加以監督。

　　據了解，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富裕階層就認為，把他們財產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連同他自己的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給社會去支配，是自己理所當然不可推卸的責任。威力無限的輿論也迫切要求他們這樣做。程嘯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程度越高，慈善事業就越發達。慈善事業不僅弘揚了互助、友愛的人道主義精神，而且從事慈善活動也是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的道德責任。以往我國經濟不發達，加之每一個人都隸屬于一個單位，有困難找單位、找領導成為普遍觀念，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慈善事業”，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整個人民生活富裕度的提高和觀念的改變，從事慈善事業越來越受到重視。

　　“但是，立法卻沒有跟上現實的腳步。”程嘯具體分析了我國慈善事業立法方面的不足。

　　首先，從事慈善事業的主體方面，由于我國目前的法人制度很不完善，規范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律仍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頒布的民法通則，對于從事慈善事業的最重要的主體財團法人、非營利的社團，在我國法人制度中仍被歸于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因此很難成立從事慈善事業的法人。

　　其次，對于各種慈善活動如社會募捐以及已有的各種公益單位的活動缺少足夠法律規范和監督制約，導致糾紛很多。如一些公益單位任意揮霍捐贈款物，一些人借此斂財、進行詐騙等，也使人們喪失對從事慈善事業者應有的信任，不愿意或不敢去捐贈。

　　第三，法律對于進行慈善活動的各種優惠政策，尤其是稅收上的優惠措施規定的仍不完善，導致企業缺乏從事慈善活動的動力。

　　“目前包括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慈善事業法在內的社會立法已經得到最高立法機關的關注，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必然會有自己的慈善事業法。”程嘯很期待。

　　最新消息則顯示，去年北京市已經開始進行慈善立法的相關調研，目前已形成草案。 記者 楊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