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要為喜劇正名，一邊又不甘心僅僅當一個喜劇導演。事實上，這種進退兩難、想贏怕輸的掙扎情緒，在近兩年馮小剛的作品中流露無遺。口舌間的幽默調侃還在，但生活的無奈和辛酸卻越來越被放大。馮小剛真的變深沉了？還是他原來就不淺��？摘編自《楊瀾訪談錄2》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

　　　“拍喜劇非常難，比讓一個人哭還要難”

　　　楊瀾(以下稱楊)：你遇到跟現實有關系的題材，打心眼里就會有種激動？

　　　馮小剛(以下稱馮)：對對，像徐帆跟我說了一件事，我覺得，哎，這東西就能是喜劇。她有一天問我，她說葛成生是誰啊，我說葛成生不認識啊，她說特有名，我在成都啊、出差去的很多地方，老聽說葛成生PLEASE。

　　楊：葛成生PLEASE？

　　馮：結果有一次在杭州，她說你聽，葛成生PLEASE，我一聽，是，葛成生PLEASE，后來呢我就問那個———我當然知道他是說的英語———我就問旁邊會英語的，他說……

　　楊：attentionplease.馮：但是全中國的空中小姐她們發音，一說英語啊都是……

　　楊：各種各樣的。

　　馮：不是，后來我在首都機場，確實在不同的機場我都聽到她們說的是葛成生PLEASE。楊：葛成生PLEASE。

　　馮：是這樣的。那一個不會英語的人他聽的就是葛成生PLEASE，然后他覺得葛成生是一個特別有名的人，在全國的機場哪都叫他，這事你說放在電影里頭多幽默。

　　楊：你覺得喜劇比悲劇難？

　　馮：我覺得喜劇是非常難的，比讓一個人哭還要難。

　　楊：所以當別人都說你特俗的時候，我是說，有一個階段說這個就是迎合市場啊，低級庸俗啊……

　　馮：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心里想的是，你要認為你洋，咱倆可以比一比，你真不見得洋得過我。他們認為他們很高雅，我很庸俗，你要有機會去他們家一看，從那裝修上你就感覺到他一點品位都沒有，你要到我們家一看，就會知道什么叫雅，什么叫調子，什么叫質感。

　　　“我是商業導演，但不是商人”

　　　楊：1997年，你拍攝了內地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后來陸續拍攝了《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大腕》等商業片，在七年內創造了兩個億的電影票房，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票房冠軍導演。

　　馮：我一次都沒砸過，怎么能一次都不砸，我后來覺得我自己確實是……

　　楊：挺牛的。

　　馮：挺牛的，就為了這挺牛的，就得扛著那個背著這個。拍《天下無賊》的時候我找過姜文，我說能不能你來演這個賊，因為我覺得姜文可以把一個人演得特別壞，在這基礎上又把這人演得好了。

　　楊：他是一個天才。

　　馮：所以他就跟我說：小剛，你呀，就背著一個“非要”，就是這么一包袱，你能不能把這包袱從肩膀上扔下來，你就拍砸一回，怎么了？他說：你要有這樣的決心我才跟你拍，，我現在有好多事。我說那等到什么時候？他說你看你心不誠，你要等我一段時間。

　　楊：姜文有他自己的規則。但是他說你可以砸一回，你心里怎么想呢？

　　馮：可以砸一回，我是覺得把這個電影拍好看了是一個有意思的事。

　　楊：你曾經說過一句話，你說有人當批評你是商業電影導演的時候，你說我是一個商業導演，但是我不是一個商人，有些藝術片的導演其實他們更像商人。是基于一種什么樣的情況這么說？

　　馮：《一聲嘆息》這個電影拍的時候沒有一個投資人愿意往里投，我動員中軍，中軍說：它其實不賣錢，但是因為咱倆的關系，我可以幫你投，那你能不能就別拿錢了。我說行，我就動員徐帆、動員制片主任陸國強，我說咱們都不拿錢。我覺得吧，好多認為自己不是商人是藝術家的這種吧，真的你不給他錢，他是不干的，而且他錢要得不少。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你是可以把這個利益給舍掉，因此我拍的電影很有商業性，但我確實不是一個商人。

　　　渴望背井離鄉的自由生活

　　　楊：2001年，在拍攝電影《大腕》時，你遭遇了突發性的心臟疾病。在美國的那個晚上，因為也不能夠去外面求救，是不是有一種夫妻兩個相依為命的感覺？

　　馮：嗯。我隨身老帶著一個量血壓那個東西，往這兒一弄，徐帆一量，實際上我當時的心跳可能是特別地快，血壓也不正常，但她告訴我，心跳正常，血壓也正常，她說我覺得你是心理作用。我也覺得我是自己嚇唬自己，然后呢，一夜就過去了。第二天她告訴我，她是實在不知道怎么辦了，她也不會說英語，也不知道找誰去，在那個賓館里頭，所以她只能一個勁地那么說。

　　楊：她用心理的方法來安慰你。

　　馮：她就告訴我沒事，結果果然就真的是沒事，實際上我那個血壓和心跳都特別不正常。

　　楊：但同時有沒有一種時間的緊迫感？

　　馮：我跟趙寶剛聊天，我說看他的那個《別了,溫哥華》，一幫年輕人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地那樣生活，我感觸頗深。我現在想，我特別希望能夠有機會，比如把我扔在美國，兩年或者三年，大概給我一筆餓不死的錢就行了，讓我流浪。

　　楊：干嗎呢，要這個干嗎呢？馮：我喜歡過一種這樣的生活。我跟趙寶剛說，我們沒有出去闖蕩過，就是背井離鄉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一個城市，然后靠干活養活自己。就是說我們能只身上路，誰也不管了，不要到死的時候，你都要一部一部地拍著電影，被這個東西吊著，被旁邊所有的復雜關系吊著。最后你就會覺得，其實這么自由自在的過幾年比拿那個奧斯卡獎更重要。

　　　“媒體，我不玩兒了”

　　　楊：這就是現在站著說話不腰疼，你想想自己那時候做美工的時候，第一次人家讓你做編劇，第一次讓你做導演的時候，那個時候不是哭著喊著往上走嗎？

　　馮：我如果今兒跟徐帆說，你能不能送我一個禮物，讓我走，她說行啊，去吧，我第二天拿著包就玩去了，而促成我這個想法的，跟媒體有沖突就是重要的原因。據說上次泄露我家地址的那個媒體還表彰那個記者，在這件事上已經沒有是非了。

　　楊：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說臟話？

　　馮：然后我就發現，我真的是在心里萌動，去你大爺的吧，我就不跟你們打交道了，我就不干這個了，是吧，不干這個了。

　　楊：為什么偏偏就是說這些那么小的事，你要用一種這么激烈的碰撞的這種方式來面對，你完全可以開一句玩笑，然后就等于罵人不露臟字就過去了，為什么？

　　馮：在這件事上，我不想妥協，我也不想跟他們再這么開心，就是假裝開心的在那兒玩。所以我回家以后，我跟徐帆也說了，我說你要有精神準備，就是說我處在這樣一種邊緣，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他們特別地臟，我不想跟他們玩了，我說我愿意以不做導演為那個代價。

　　楊：那你的代價太大了。

　　馮：我覺得是這樣的，我總是不斷地涌出這個想法，像潮水一樣的，越想越興奮。

　　楊：我不愿意跟你們玩了。

　　馮：然后他挑釁我的時候，我可以按照我最解氣的方式來對待他，然后我告訴你，我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