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四日電　題：彭光涵追憶華僑華人與中國同脈共振六十年

　　中新社記者 張冬冬

　　“祖國與華僑就像水和船一樣，水漲方能船高。國家富強，海外華僑的腰桿才硬。”中國僑聯顧問、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彭光涵在家中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談及新中國六十年，感慨萬千。

　　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現年九十一歲的彭光涵自稱“一輩子都在做僑務工作。”他一九三五年在馬來亞參加領導各界華僑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0年回國后繼續從事相關工作。一九五0年，彭光涵在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擔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一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成立，彭光涵擔任秘書長職務，后升任副主任兼秘書長。一九八四年，彭光涵卸任后，仍然擔任中國僑聯顧問至今。

　　在彭光涵的經歷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秘書，參與了這些方案的擬訂。“最近一段時間一直在接受媒體采訪，講國旗、國歌、國徽誕生的故事”。

　　“祖國走向繁榮富強，海外華僑的地位也逐步提高，華僑的發展和祖國命運息息相關。”彭光涵說，新中國成立前，國外華僑不顧一切地回國參加抗戰，只因為有種強烈的想法——“千萬不能當亡國奴”。舊中國國弱民窮，讓華僑成了“海外游子”，受盡了洋人的欺凌。

　　彭光涵回憶說，一九三八年冬，滇緬公路運輸急需汽車司機，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電請“南僑總會”代募汽車司機、技工，回國參加抗戰運輸。一九三九年初，在“南僑總會”的積極號召下，各地僑胞踴躍應募，數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后回國，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湧就是南僑機工的第九批回國人員。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中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彭光涵參與了建國初很多僑務政策的制定。他說，當時主要圍繞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僑區的華僑匯款問題，二是對國外華僑的政策問題。

　　“當時很多人對華僑匯款問題不理解：為什么他們從國外寄錢回來？能不能收？”彭光涵說，華僑匯款回來養家，牽涉到當時上千萬歸僑僑眷的生活。時任中國政府總理的周恩來指出，“用我的名義保護僑匯政策，僑匯是合法收入，不允許侵占”。

　　彭光涵說，僑務政策的制定使華僑有據可依，僑匯問題逐漸合法化。據統計，當時每年有僑匯三億至四億美元，最高達五、六億美元。僑匯成為當時中國的外匯重要收入。

　　“要解決華僑華人在海外長期生存問題，首先要解除當地政府對華僑的疑忌”。彭光涵說，當時中國政府從有利于華僑華人在當地生存發展的原則出發，制定了國外僑務政策：號召華僑遵守當地法律，不干預當地政治活動，鼓勵華僑加入當地國籍，中國政府取消華僑的雙重國籍。

　　彭光涵笑說，“這一條從華僑利益著想制定的政策，卻令他們想不通”，緬甸僑領徐四民就對此有意見：“中國很弱的時候，我們沒有放棄中國國籍。現在中國強大了，讓華僑華人放棄中國國籍，我就想不通。”彭光涵說，當時中國政府為此做了很多解釋，一再強調“不是強制，而是自愿”。他評價說，對僑務政策的貫徹執行，使新中國能夠與東南亞國家和平共處，也為華僑華人在當地生存提供了條件。

　　“文革”期間，僑務機構被撤銷，許多歸僑僑眷因“海外關系”蒙受冤屈，彭光涵也被下放至興隆華僑農場勞動。回憶起這段經歷，彭光涵說，盡管祖國出現坎坷甚至大的波折，海內外僑胞依然赤心不改，克服困難，迎接光明未來。

　　一九七七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領導廖承志，廖對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們要盡快恢復僑務機構，先把‘廟’建立起來。”彭光涵的記憶中，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前后，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華僑華人。鄧小平肯定了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并指出過去中央制定的僑務政策是正確的，要繼續貫徹。

　　“在鄧小平正確的僑務政策指引下，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引進的外資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來自海外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的投資。”彭光涵說，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海外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投資中國內地的熱情依然沒變。華僑回國投資是一個“雙機遇”，對國家是很大的幫助，對華僑也是一個機遇。中國經濟壯大后，可以幫助華僑在當地發展。“過去華僑的商店賣日本貨，現在華僑賣中國貨也很賺錢”。

　　因為有很多親屬在國外，彭光涵對華僑華人的現狀很了解。他說，華僑華人幫助當地人發展工業、辦學校、辦醫院，在這一點上，華僑華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觀念起了很大作用。華僑華人事實上已經是“當地人”了。

　　一九八四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終“離而不休”，年過九旬的他與海外華僑華人及國內僑界交流依然頻繁。接受記者采訪當日，他還在家中會見了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成員彭茂燊一行。國慶前夕彭老還將參加慶祝中國政協成立六十周年及僑宴等活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