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第十一屆海南鄉團聯誼大會在新加坡開幕，吸引了全世界海南鄉親熱切關注的目光。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后，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本期史話試圖從瓊僑“去番”的成因及所形成的社會背景，多角度加深人們對海南華僑的認識和了解。

　　海外瓊僑印跡

　　海南華僑是中國華僑群體中一個很大的部分，華僑界中歷來有華僑“五大幫”的說法，即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五個部分。也有人分為六部分：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廣西。華僑史學者則進一步指出：“‘鄉幫’是由具有同一出生地，持有共同的中國方言的人結合在一起的地緣團體。其中最大的是‘福建幫’和‘客家幫’，其次是‘潮州幫’和‘廣府幫’。此外，還有‘海南幫’等”。

　　“五大幫”的說法起源于何時，無從考證，不過最晚在19世紀初已經有了。有學者指出：在越南，阮氏王朝對待華僑，“1807年嘉隆王準允按籍貫、語言分幫管理。七府(漳、泉、潮、廣、惠、瓊、徽)五幫(福建、廣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產生。1834年又準允每幫設正副幫長”，管理華僑內外事務。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在華僑的群體中，海南華僑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后，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所謂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在清代，海南人還開辟了到東南亞的航線，一直到19世紀初，海南與東南亞之間的商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認為：隨著康熙年間海南社會的穩定以及移民的增加，海南北部瓊山、文昌、定安一帶的人均土地越來越少，由此“其一部分向島內偏遠的州縣遷徙，而更多的人投身于南方華僑發展的大潮，雖然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明其狀態，但可以想見，恐怕在乾隆年間就有許多人前往泰國、安南等地”。他又說：“19世紀的初葉，每年從海南到暹羅的帆船很少有40艘以下的，到越南南部的25艘，到河內以及越南北部的通常有50艘。其載重量在一百噸乃至一百五十噸。此類船只作為從事國外貿易的帆船，也是最小的船只，而其種類也最多樣。1819年(清嘉慶二十四年)，英國占領新加坡之后，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本島向此處有大量的移民，同時也伴隨著物資的交流”。

　　瓊僑下南洋的成因與路徑

　　近代之后，國內形勢的動蕩是華僑大量出現的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后，人們的視野有變化，而且南洋的誘惑在于，這里是歐美列強不斷發展中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生活水平也高于海南，恐怕這是吸引海南人出海到南洋的主要原因。

　　海南華僑出口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所謂“豬仔”的被輸出，二是自主的出口。關于“豬仔”的問題，在西方的文獻中，把拐販華工叫做"coolie trade"，我國譯做“苦力貿易”，我國一般地方文獻資料用當時的俗稱稱之為“賣豬仔”。最早的文獻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張心泰《粵游小記》，說：“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豬仔”，即契約奴隸的俗稱，世界性的奴隸貿易在19世紀中葉結束，但在遠東，這種販賣人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海南豬仔貿易大致開始于1876年而止于1913年，主持此類活動的是德國商人“森寶洋行”，它自1886年在海口設立“招工館”11間，法國商人“哩哩洋行”與“幾利幺洋行”，共設“招工館”8間。到1913年瓊崖綏靖處長鄧鏗槍斃豬仔客頭(名阿二，雷州人)，販運豬仔的活動才告結束。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到底有多少華工被從海口運出，我們已經難以考證，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澳門和香港都是“豬仔”出口的轉運站，而“豬仔”的主要市場卻在汕頭、廈門、海口等商埠，可以說海口是清光緒后期拐販華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或許以此緣故，海南出洋的高潮出現的較晚，但人數卻很多，與此不無關系。

　　民國時期島內的戰亂，加速了海南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出國者極多，雖然沒有直接的統計，但資料顯示，從大革命失敗開始，國內的政治斗爭的確是促使一些受國內迫害的人流亡國外。

　　民國時期海南東部沿海地區，出洋已經形成風氣。田曙嵐在《海南島旅行記》中說：瓊東“縣屬俗尚樸實，民性任勞苦，善儲蓄。在昔安土重遷，鮮有去鄉而糊口于外者；今則遠渡南洋，或工或商，與文昌、樂會二縣，同為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

　　民國瓊僑多是底層勞工

　　在民國時期，受海南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影響，海南華僑因其受教育的水平不高，主要是以勞動力的輸出為主。蘇云峰先生說：“瓊僑在僑居地之社會地位，于20世紀50年代以前，是較低的一個方言群，因他們多屬工人階層”。此時期，海南華僑的整體教育水平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提升。有資料表明：“戰前，瓊僑受辛亥革命后華人社會舉辦華校浪潮的影響，以獨辦和公辦的形式，先后辦起了新民、育民、育德、瓊僑、培群、三民、樂善、啟光等華校，讓子女接受文化教育，但由于經濟條件所限，加之所在殖民國的苛刻限制與排斥，能夠上學受教育的為數不多，有的則接受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如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是暹羅(泰國)最高學府，學生數千人，1940年華僑肄業者不過十一人。據當時的一個估計，當時華僑不識字者占華僑的百分之六十。瓊僑戰前的經濟地位較低，受教育的比例恐怕還要低”。

　　海南華僑限于當時的知識文化水平，開始來到居住國時，多以從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居多。據1973年出版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瓊州會館聯合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中“鄉賢介紹”所記載的153人，其中第二代華僑僅有12人。幼年到南洋，雖有人開始受教育，但大多數的人，多是迫于生計，白手起家。這表明海南華僑在當地經濟社會中的角色，基本上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經濟手段的特征。

　　海外華人社會中，華僑企業中也具有華人社會的性質，從其中企業家的職業分布就可以推知其企業中一般華僑的雇工情況。蘇云峰還說：“1929年的調查，瓊僑約2萬人，商人及知識分子占10%弱，工人占90%以上”。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也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這些團體多以會館、公所的名稱，在組織鄉籍人士以宗教、娛樂、聯誼活動的同時，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

　　華僑社團肇興 維護族群利益

　　海南華僑最早的團體出現在新加坡。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海南前往新加坡的人數眾多。約在1854年，隨著海南華僑人數的增多，有組織同鄉會的必要，由韓旺彝(又名韓亞二)和王志德等人士，議建瓊州會館。在光緒六年(1880年)新加坡69名海南華僑捐資建立了瓊州會館。

　　在東南亞各地設立瓊州會館的基礎上，1933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瓊僑各埠代表聯席會議，共有11個團體參加，15日在新加坡瓊州會館舉行首次會議。成立“南洋瓊州總會”。后改名為“南洋英屬瓊州館聯合會”，1934年5月向當地政府申請備案，獲得批準。

　　泰國也是海南華僑最多的國家，其歷史則更加久遠，社團出現的較早。《泰國海南會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中說：近代以來，“當時因清朝政府腐敗，戰亂頻仍，人民生活痛苦，閩粵地區之農民紛紛南渡謀生，前來暹羅者尤為眾多，而瓊屬同鄉來暹者為數亦不少。其時早期來暹羅事業獲致成就之先賢云策臣、陳元國、韓聯翼、楊白茂、吳安修諸先生，基于互助合作，以求發展之宗旨，乃集合志同道合之同鄉，成瓊州公所，籍以聯絡感情，致力公益事業，以本京挽叻應照廟為集合辦公處所。光緒戊戌年間，康梁倡議變法以后，海外華僑深受新思潮之影響，加以孫中山先生隨著來暹宣傳革命推翻滿清，各界僑胞益為之激動。我屬革命先進林格蘭先生為響應孫先生之號召，乃會同馮裕元等先賢另組瓊島會所，分別從事有關活動。后來瓊州會所由云策臣之公子云竹亭先生接長所務。……1945年8月，日軍投降，我國抗戰勝利，華僑歡喜欲狂，我屬旅泰青年為適應當時環境與配合勝利之措施，乃發起組織‘工商聯合隊’，從事有關活動，該組織亦成為我屬社團之一。自從抗戰勝利后，社會環境事務日趨紛繁，各界鄉僑咸以上述三社團之分立活動，各自為政力量渙散，亦不能適應時代需求，乃紛紛提出統一組織辦法，以期集中力量，共謀慈善公益和同僑福利事業之進展。經熱心鄉僑之分途奔走，多方接洽后，決定由瓊州公所、瓊島會所及工商聯合隊三機構各派代表若干人，組成籌備委員會，籌組新的社團，定名為‘泰國海南會館’。”

　　1946年2月17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云竹亭為理事長。泰國海南會館，設有育民中學等多種機構，逐步成為泰國海南華僑的核心組織機構。實際上，除了以上的組織之外，還有其他的泰國海南華僑組織。如1946年3月17日，“旅暹瓊崖同鄉聯誼會”召開成立大會，明確宗旨為“聯絡感情，團結互助，推進教育、娛樂，救濟與贊助社會公共事業”。有會員200多人，到1947年發展到1000多人。這個團體還組建了“啟光公學”，有學生200多人，教授中文、泰文。(張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