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fā)動了“蘆溝橋事變”，8月13日又大舉進犯上海，對中國領土發(fā)動了全面的侵略戰(zhàn)爭。在此民族危亡關頭，中國人民在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zhàn)爭。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素有愛國反帝光榮傳統(tǒng)的海外華僑更加同仇敵愾，熱情空前高漲，無論在東南亞，還是在歐美，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出現(xiàn)了新的高潮。各種華僑抗日救亡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各種形式的抗日救國宣傳聲勢浩大，“抗日救國人人有責”、“驅逐日寇復興民族”等口號深入僑心，大量捐款捐物送往祖國抗日前線，大批熱血華僑青年毅然返國請纓……海外華僑煥發(fā)的極大的民族熱忱，廣大華僑表現(xiàn)的熱烈的愛國行動，成為國內抗日軍民宏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被譽為“中國對日抗戰(zhàn)的四大支柱之一”。海外華僑對中國抗戰(zhàn)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辦報出刊 宣傳鼓動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旅居東南亞各地的梅州籍華僑與其他華僑一道，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情，參加各種抗日救亡社團，開展各種各樣的抗日愛國宣傳，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號召僑胞從各方面支持祖國的抗戰(zhàn)。

　　1938年10月10日，東南亞各地45個華僑團體的代表在新加坡舉行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代表大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東南亞各屬各埠的客家籌賑會和嘉應籌賑會都加入了這個由僑領陳嘉庚先生領導的南僑總會。廣大華僑都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團結一致，支援祖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在僑居地辦報辦刊，大造抗日救亡的輿論。印尼首都巴達維亞的《天聲日報》，社長吳慎機(蕉嶺縣籍)，總編輯丘正歐(梅縣籍)等，都以報紙為喉舌，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在巴達維亞一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馬來亞梅縣籍華僑梁燊南籌資創(chuàng)辦并兼任總編輯的《馬華日報》，在1938年《本報與國難》的元旦言論中指出“海外僑胞，憤倭寇之殘暴猖獗，尤力主與一決雌雄，函電交馳，踴躍輸將，誓為后盾。”號召海外僑胞“凡直接間接，可以斷敵人之資源，削弱其國力者，應于無礙當?shù)胤�律范圍之內，盡量運用”，“只愿吾僑毀家紓難者，接踵而起，使戰(zhàn)時國家之經濟鞏固，然后可以應付裕如，此種責任，為遠處海外之僑胞所不能諉卸者。”并向讀者闡明該報在抗戰(zhàn)期間，“思以筆作槍，追隨各地同業(yè)之后，增厚吾僑言論之力量也”。由梅縣籍華僑謝英伯任主筆的加拿大

　　《新民國報》，梅縣籍華僑熊幼霖創(chuàng)辦的泰國《華僑日報》，梅縣籍華僑謝佐舜任總編輯的巴達維亞《新報》等，在八年抗戰(zhàn)期間，都發(fā)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日寇在我國的血腥暴行，號召鼓動華僑以各種形式支持祖國的抗戰(zhàn)，報道抗日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

　　東南亞各地的一些梅州籍華僑社團還組織文藝團體，進行創(chuàng)作和話劇、歌舞的演出，宣傳和推動華僑抗日救亡運動。二十年代中期僑居馬來亞的梅縣籍華僑鄭天保，“八·一三”事變后又從國內返回馬來亞的加影華僑中學任教，與梅縣籍華僑胡一聲組織了加影流動歌舞劇團。他創(chuàng)作了《中華魂》、《合淝之夜》等戲劇，排演了《南島風光》、《忍受》、《太平年》等，到馬來亞各大、小城市巡回演出，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民主團結，抗日救國”的主張。

　　八十年代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廣東省經濟研究所所長之職的孫儒，抗戰(zhàn)僑居馬來亞時，創(chuàng)作了大量抗日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組織劇團到廣大華僑中演出，宣傳祖國抗日救亡事業(yè)，以至1940年9月被殖民統(tǒng)治者當局逮捕押解出境回國。

　　一些梅州籍華僑團體還進行街頭宣傳活動，募捐款物支持抗戰(zhàn)。據(jù)豐順縣馬來亞歸僑彭愛群回憶，他十二歲在馬來亞讀書時參加了賣花募捐，當時唱的賣花歌歌詞是：

　　先生買一朵花呀， 先生買一朵花；

　　這是自由的花呀，這是解放的花； 買了花救你的家 。

　　先生買一朵花呀 ， 先生買一朵花；

　　不是要你愛花呀 ， 不是要你賞花；

　　買了花救了國家 。

　　街頭勸募歌歌詞是：

　　募寒衣，請捐助，要募寒衣千萬數(shù)；

　　難民冬天無衣裳，寒衣募給難民穿。

　　此外，還在僑居地廣泛宣傳并開展“不賣日貨”運動。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略戰(zhàn)爭的需要，加緊向東南亞各國進行經濟擴張，把大量商品傾銷到東南亞各地。面對這種形勢，海外僑胞以民族利益為重，發(fā)揚愛國主義精神，不顧僑居國政府的種種禁令和刁難，不計較個人在經濟上的損失，紛紛參加抵制日貨運動。運動遍及東南亞各個城鎮(zhèn)，特別是印尼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巴達維亞、萬隆、棉蘭等地，抵制日貨運動更是開展得如火如荼，聲勢浩大。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夕，梅縣旅居印尼巴達維亞的僑領、中華總商會會長丘元榮，就派員回國考察，并與上海工商界聯(lián)系，將國貨送巴達維亞展銷，號召廣大華僑使用和出售國貨。梅縣另一旅印尼僑領張鵬高，還專門召開會議，作出抵制日貨的決定。由于抵制日貨運動的開展，使日本在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受到一定的打擊。

　　捐資贈物 無私支援

　　華僑抗日救亡的熱情日益高漲。在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倡議和領導下，東南亞各國各地都紛紛成立許多抗日救亡社團。梅州籍的廣大華僑，許多都在僑居地加入了這些救亡社團，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和籌款集物支持祖國抗日戰(zhàn)爭。

　　梅縣籍華僑丘元榮，抗戰(zhàn)前夕被選任印尼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主席。1937年夏初，他已歸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變后，他返回巴達維亞，廣大華僑推選其兼任巴達維亞埠籌賑會主席，主持籌捐事宜。從抗戰(zhàn)開始至1941年4月止，他發(fā)動廣大華僑捐助祖國的難民傷員，策動僑胞購買救國公債，捐助購買救護車回國。協(xié)助華僑司機回國。自己也親力親為，三年來共捐款十萬元(舊幣，下同)，其母七十一歲誕辰收賀儀十八萬余元，也全部匯回祖國作捐款，受到國民政府蔣介石委員長的傳令嘉獎，并題贈丘母匾額一面曰：“景福遐齡”。1940年，祖國中南和西南一帶惡性瘧疾大流行，抗戰(zhàn)前線戰(zhàn)區(qū)急需奎寧丸和金雞納霜。丘元榮得知這個消息后，馬上在巴達維亞發(fā)動捐奎寧丸和金雞納霜的運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僅巴達維亞一地的華僑就捐贈奎寧丸1億粒以上，足夠500萬人服用。

　　旅居南非的梅縣籍華僑，出于愛國熱忱，也競相捐獻。有一位劉浮初老伯，當時已八十多歲。他考慮到自己年老，以后要一筆養(yǎng)老金，曾將私蓄買了標準銀行(與香港匯豐銀行聯(lián)號)的匯票800英鎊。劉老伯平日將匯票小心翼翼地卷成小紙條狀，縫藏于西裝背心中。出于支持祖國抗戰(zhàn)，他便慷慨地將這筆款全部買了國民政府的“愛國儲蓄”。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書“卜式輸財”，南京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書“毀家紓難”條幅以資獎勵。林岳云等人亦購二千多英鎊的愛國儲蓄，支持抗戰(zhàn)。旅居南非的梅縣籍華僑梁懋尹，“七·七”抗戰(zhàn)后也募得二十余萬元支持抗戰(zhàn)。

　　旅居毛里求斯的梅縣籍華僑成立抗敵后援會，1943年10月捐二千二百英鎊支持抗戰(zhàn)。旅泰梅縣籍華僑謝樞泗，1940年為抗日救災捐資泰幣一萬銖(等于現(xiàn)在一百多萬銖)。據(jù)不完全的統(tǒng)計，從抗戰(zhàn)開始到1940年，梅縣華僑捐款總計國幣七十三萬四千三百五十元，大米二千四百多包，以及槍枝彈藥等物品一大批。

　　有資料可查的梅州籍華僑捐資抗日的人士還有：大埔縣旅新加坡華僑林師萬，擔任新加坡華僑籌賑會客幫分會主席，帶頭慷慨捐資，并積極倡導籌募資金支援祖國抗戰(zhàn)和賑濟難民。大埔縣旅新加坡僑領劉登鼎、張進元、李德初、陳叔卿也和林師萬先生一起踴躍捐款。1938年6月，豐順縣旅居越南、泰國、馬來亞等國的華僑，捐款80余萬元，由該縣邑紳丁培倫、丁培慈交給廣東省各界募款購機委員會。豐順縣旅居印度的華僑籌集了一筆資金后，選陳霖初為代表，專程把捐款送到當時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中。泰國豐順籍華僑吳伊璜募集得十多萬元捐給政府。新加坡嘉僑救鄉(xiāng)會主席、梅縣籍的楊益麟捐款五萬元、曾孔坡捐款二萬元。馬來亞大霹靂梅縣籍華僑鐘成才，抗戰(zhàn)爆發(fā)后捐款四萬多元，以及金器二十一件(十余兩)。泰國梅縣籍華僑陳澍蓀為抗日奔走呼號，募捐資助抗戰(zhàn)軍費，其本人則按月獻捐。五華縣旅馬來亞華僑李桂和，1937年為抗日和救濟災民捐國幣十萬元，獲國民政府獎“積善馀慶”橫匾一塊。

　　梅州籍華僑在捐款贈物支持抗戰(zhàn)方面涌現(xiàn)出的動人事跡，值得大書特書，永垂史冊。

　　投筆輟商 回國從戎

　　為了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復興，廣大華僑與祖國人民一道，尤其是廣大華僑青年，在愛國主義熱情的驅使下，拋棄學業(yè)、停止經商，離開溫暖舒適的家庭，組織各種服務團、義勇隊、救護隊，回到祖國戰(zhàn)火紛飛的抗日前線，與廣大軍民一道沖鋒陷陣、流血犧牲，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

　　1940年間，我國東南沿海的國際交通線被日軍截斷。祖國的對外交通只剩下西南崇山峻嶺中的滇緬公路，國際上支援中國的抗戰(zhàn)物資，僅靠這唯一的交通要線輸送。所以此時國內急需技術熟練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而當時國內卻十分缺乏。南僑總會得知后便號召華僑機工回國服務。他們先后九批三千六百多人回國。在泰國，第一批回國服務的四十人中，就有一部分是梅縣籍華僑。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東南亞各國的梅州籍華僑青年，與祖國其他各地華僑青年一道，返回祖國，奔向抗日根據(jù)地，直接投身于抗日殺敵的洪流之中。據(jù)當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參加抗日斗爭的老同志回憶，抗戰(zhàn)期間到延安參加革命的梅州籍華僑有：鐘慶發(fā)、陳龍、廖冰(女)、丁拓、李介夫、溫堅(女)、李德奇、余震、陳耕國、溫洪、王謙、郭治新、李英嵐、羅啟章、張上明、潘伊梅(女)、劉水、朱慧莉(女)、張棣昌、劉復之等。

　　值得一提的是牙科醫(yī)生李德奇(梅縣籍新加坡華僑)，帶著藥品奔赴延安后，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第一個牙科醫(yī)生，醫(yī)德高尚，醫(yī)術精湛，曾多次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和八路軍高級將領治牙疾，新中國成立后任廣東省衛(wèi)生廳廳長。

　　梅縣籍馬來亞華僑李介夫，1938年到延安陜北公學學習，1940年成立延安華僑救國聯(lián)合會時，被選為首屆執(zhí)委會主任。抗戰(zhàn)期間，李介夫領導全體留延安華僑，全力投身于陜甘寧邊區(qū)的建設和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他們的真誠奉獻和不懈努力，受到抗日各界的好評，還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嘉獎。延安《新中華報》的社論曾指出：“沒有他們的努力，國內的抗戰(zhàn)一定是更加困難的。”

　　到延安參加抗日的梅州籍華僑突出的人物還有劉復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曾任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棣昌為著名的電影作曲家，八十年代中期曾任廣東省音協(xié)主席；劉水為梅縣地區(qū)行署副專員、梅縣地區(qū)僑聯(lián)主席，等等。

　　梅縣籍華僑周輝甫，“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在上海組織華僑義勇軍大刀隊，在淞滬一帶用大刀近戰(zhàn)夜戰(zhàn)，殺得日本鬼子聞風喪膽，建功良多。

　　1938年10月，東南亞各國的粵東籍華僑成立了東江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大部分團員后來都加入了廣東抗日游擊隊。該團增(城)龍(門)隊副隊長鐘若潮(梅縣籍)任廣東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獨立中隊政委，在馬山戰(zhàn)斗中，為了保衛(wèi)東江縱隊司令部，保護曾生、楊康華等領導同志，與十倍于自己的日軍展開血戰(zhàn)，擋住了精銳的日軍久留米師團，擊斃日軍指揮官加藤，他和突擊隊大部分戰(zhàn)士都壯烈犧牲。

　　許多梅州籍華僑在海外送子回國參加抗日。據(jù)有資料可查，旅泰梅縣籍華僑鐘鏡泉，1940年6月送其子鐘志堅隨水客返國投軍。梅縣華僑互助社理事長張士平于1945年4月送其第三子張偉春入伍。旅泰豐順籍華僑吳伊璜于1943年5月送其子吳模參加遠征軍。梅縣籍歸僑陳木桂昆仲三人，其弟二人先后于“七·七”事變后入伍，其一在滬戰(zhàn)中犧牲，木桂又自動報名加入遠征軍。梅縣籍華僑回國投軍的還有：旅泰的余華、陳金榮，旅毛里求斯的梁巨生，旅印尼的張丙林、黃仁昌，旅緬甸的陳紹群等。五華縣籍華僑有曾慶崇等。大埔縣籍華僑計有：旅新馬的陳文岳、陳樹強、陳阮等。興寧縣籍華僑有旅印尼的羅亞輝等。豐順縣籍旅泰華僑青年組成泰國華僑青年參軍志愿隊，返國從戎。隊中的徐名有獻出了寶貴生命，徐思恒光榮負傷。

　　英雄的梅州籍華僑兒女，懷著共赴國難的壯志，同仇敵愾，不怕犧牲，回國參戰(zhàn)，把寶貴的青春甚至生命都獻給了自己親愛的祖國，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勛。他們的英名和業(yè)績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輝。(張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