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叫中國為“唐山”，這跟中國在唐代的輝煌有著莫大的關系。強大的大唐帝國曾經聲震海內外，尤其在南洋一帶。

　　“‘唐山’就是我們的祖國。”這句話在戰時新加坡的華校里是一個很動情的字眼，從海南運去新加坡的貨物也冠以“唐山”二字，如“唐山蘿卜”、“唐山蔥蒜”、“唐山水芹”、“唐山酸菜”，就是人們牽掛的文昌雞也叫做“唐山文昌雞”，嘉積鴨、和樂蟹、東山羊也愛加上“唐山”二字，這樣一來，吃到家鄉的物產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故鄉。而抗戰勝利后的新加坡突然掀起了一股回鄉熱潮，華僑子弟回海南讀書成為一種時尚，到處流溢著一種思鄉情緒。

　　1940年代之前，南洋海南華僑總是把故鄉稱為“唐山”。孩子們惦念的是要“回唐山去”，如“回唐山祭祖”、“回唐山造屋”、“回唐山送燈”、“回唐山親家(結婚之意)”，“回唐山讀書”等等，都是新加坡瓊僑的日常交流用語。如今在一些老華僑的言語中，還時常聽到“唐山”當年的故事。為什么叫中國為“唐山”，這跟中國在唐代的輝煌有著莫大的關系。強大的大唐帝國曾經聲震海內外，尤其在南洋一帶。

　　回唐山讀書瓊僑子弟成時尚

　　日前，海南日報記者遠赴新加坡，走訪了當地的海外鄉親。以寫作《根的系列》知名瓊僑世界的新加坡資深老報人王振春先生帶著我，走進一條條老街，講述前輩人闖南洋的故事。

　　1942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王振春，祖籍海南文昌。他說，想當年海南華僑子弟中“回唐山讀書”曾經是一種時代潮流，這在今天的人看來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雄踞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新加坡，今天是很多華人青年向往的求學之地，據統計，通過各種渠道來新加坡讀書的中國內地青少年就有50多萬，海南來的青年學子也日益增多，來陪孩子讀書的中國母親更成為新加坡社會特殊的一群，可見新加坡教育發展對華人的巨大吸引力。

　　而抗戰勝利后的新加坡突然掀起了一股回鄉熱潮，華僑子弟回鄉讀書成為一種時尚，到處流溢著一種思鄉情緒。這也是內地文化對瓊僑一代深情呼喚的結果。

　　瓊僑回鄉潮抗戰后的集體回歸

　　王振春說，和海南先輩當年出洋不同的情況是，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瓊僑是經過浩劫后對故土的一種集體回歸。八年抗戰，八年離亂，人們對故鄉、對親人積累了太多的思念。在別的族群看來，瓊僑是特別眷戀故鄉的一群。他們在這次回鄉的熱潮中，人數比其他地方的人多得多，定期發往海口、清瀾、鋪前等地的郵輪，在新加坡港日夜忙碌著。那時候在南洋一帶唱得人心酸落淚的歌曲《梅娘曲》，更讓海外游子思鄉心切：“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在遙遠的南洋，我在祖宗流血的故鄉……”沒有比“祖宗”、“故鄉”這樣的詞兒更加讓人愁腸欲斷的了。因此，回鄉看看，一定要回去看看，成了那個時期的瓊僑最迫切的希望。

　　從1945年底開始，在華僑中產生的熾熱的回鄉潮，成為研究華僑問題的專家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有經濟實力可以先行一步的，便有眾多的鄉親前來托信帶物、捎錢帶訊，一時使得打造大木箱的生意忽然火起來。一個大木箱里可以放皮箱、縫紉機、餅干、罐頭、牛油、阿華田、牛奶、咖啡，可可也是少不了的。

　　這些物品從南洋隨著客貨輪源源不斷地流入海南，海南的飲食習慣深受南洋華僑的影響，在抗戰后的幾年尤其明顯。

　　大木箱也許類似于我們今天的集裝箱。由于體積大，份量重，只有客貨輪才能運載。當時有幾艘船不停地往返。其中有一艘名叫“萬富士”。它們從新加坡起程，第一站是海口，然后是廣州、汕頭、廈門，最后返回新加坡。一個往返需要一個多月。此時的華僑歸鄉心切，一批又一批，把酒話別，拱手相送，宗祠公會、同鄉會等社團，頓時鄉音盈耳，熱鬧非凡。

　　當年在新加坡，甚至是水缸也是來自“唐山”的好。因為南洋的盛水器皿都是些鋅鐵制品，鋅鐵容易長銹，水容易生腥味，因而瓊僑更喜歡不遠千里從家鄉帶來的水缸。因此，瓊僑中用水缸的人家比較多。在新加坡，瓊僑聚在一起，免不了長噓短嘆一番。

　　王振春多年研究的資料表明，日軍侵瓊后，家鄉海南生產凋零，民不聊生。正是因為這些，人們才背井離鄉到南洋來改變命運，同時，也積攢著錢財等著有日回“唐山”造屋、娶妻，把孩子帶回唐山接受華語教育，目的是讓后代不要變成“番客”，乃至連家鄉話都不會講了。

　　邢氏兄弟的典型歸鄉記憶

　　1945年底開始的回鄉潮有著不一般的意義。有些瓊僑沒有想到這一登船離港，就永遠也回不了新加坡了。當初他們沒有料到隨后幾年時局的變化，那些回鄉求學的學子更無從預知未來了。在記者對新加坡瓊僑的采訪過程中，文昌邢氏家族的經歷具有代表性。

　　邢氏兄弟邢浪平、邢遠等，年少的時候經歷了抗戰勝利前后的苦況，他們的回憶具有一代普通瓊僑的典型性。1947年7月，邢氏兄弟和另三位老鄉登上回瓊的貨船。“這艘船是貨船，船頭、船中、船尾都有好大的艙蓋口，這艙蓋口吞進去的不是貨物，而是急于回唐山的人。我們的票位是船頭統艙，從鐵梯子上下的，船員在鐵甲板上丟下兩張草席，這便是我們5個人的鋪位了，除了兩張草席和一個盛飯用的小木桶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船上裝備了。而統艙內的空氣污濁悶熱，要在這樣的環境里熬過一周，還要經受風浪的顛簸，有人翻腸倒胃地嘔吐。這該是最惡劣的生存空間了。”邢浪平回憶。

　　十幾歲的少年離開在新加坡的父母回鄉，為的是在家鄉讀書。那時，回中國受教育是一種大趨勢，有些瓊僑甚至在當地報紙登廣告，公開告知自己的孩子回國讀書了，常常在報紙上看到鄉友的祝賀，“鵬程萬里”、“光宗耀祖”之類的祝賀語充斥著版面。抗戰勝利后的海南也恢復了一些學校，私立海南大學附中、瓊海中學、華僑中學等接收了不少僑生，私立海南大學附中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南洋。

　　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瓊僑學生也面臨很多困境。文昌籍著名學者陳序經經過多年的考察所寫的研究論文中談到：“大致地說，華僑子弟所受的教育，可分為三種，一為外人在南洋所開設的學校中讀書，二為國人為一些華僑子弟而設立的學校或其他的學校，三為在南洋華僑為自己設立的學校里求學……華僑在南洋各地，雖有許多娶當地婦女，然而他們對于土人的文化多持著鄙視的態度。故其子弟，不受教育則已，要受教育，他們很少愿意送入土人所設的學校。然而，關于這一點，可以說是一個例外……”，“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在南洋各處華僑學校林立，學生讀完僑校小學或中學，回國入國內著名學校的很多，就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來說，有一個時期，有了百多華僑學生，這些學生，成績好的是不少，然因為南洋各處的僑校辦理較差，故僑生回國以后，入了較好的學校，也有不少因程度的關系，而不能完成其學業。” (《陳序經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

　　兩地文化交互滲透

　　王振春先生對海南人闖南洋的歷史熟稔于胸。他說，經過一代人的積累，南洋華僑富有的是不少，然而，能夠將孩子送回國讀書的還是不多。然而，南洋淪陷之后，華僑的原有教育，被摧殘殆盡，再加以奴化的壓迫，戰后要恢復南洋華僑教育，談何容易!那些久居海外的瓊僑，為了熱愛祖國這一情結，好多人愿意送孩子回國讀書。

　　當年的海南華僑中學、私立海南大學初中部等，都聚合了大部分的歸國僑生。他們帶回來的南洋樂器和體育項目，以及南洋的生活習慣，在戰后的海南曾掀起過一股不小的南洋風。南洋著名歌曲如《星星索》《哎喲媽媽》《再見吧，南洋》等在當時的中學校園里就很流行了。而從西洋傳入新加坡的歌曲，比如《友誼地久天長》《驪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等等，也被當地華僑子弟帶回家鄉。

　　進入20世紀以后，新加坡華人華僑大量接受了來自中國內地和沿海地區文化的影響，包括海南在內的南洋文化圈與新加坡的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被動和單向的，而是相互滲透和作用的，新加坡華人文化始終在一種亦中亦西、相互融合與影響中發展變化著。(蔡 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