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著名學者、潮州學倡導者饒宗頤先生，是世界上僑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他在半個世紀前總纂《潮州志》時，便高瞻遠矚、慧眼卓識地別開舊志之生面，特地從《潮州志•實業志•商業》中首辟《僑批業》條目，對僑批的“起源、沿革、業務、同業商號”作了全面的秉述，為后來的研究者辟開一條學術的新路。

　　作為一種行業，僑批是出國謀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鄉)贍養胞親和稟報平安的一種“銀信合封”，即所謂“匯款家書聯襟”的民間寄匯；作為一種文化，僑批卻是一種以金融流變為內核，以人文遞播為外象，以心心交感為紐帶，以商業貿易為載體的綜合性、流動型文化形態。

　　筆者認為，倘若運用“文化多層次說”的理論，對僑批——這一發生于東南亞，遞達于故土為海內外潮人共同創造的，可謂潮汕文化僅有的特殊文化形態，來一次全方位、多層次的剖析，那么，人們將會發現，僑批是潮人“根”意識的特殊遞變、“智”潛能的優化組合、“商”思想的靈活實用。

　　僑批源于潮人“根”意識的特殊遞就。所謂“根”意識，就是指潮人對自己生身之本，母親與地域，從心態上的“葉落歸根”的感情認同。所謂特殊遞就，就是指在這一不可逆轉的、堅固的感情認同的基礎上，在遠居異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把強烈的“去國懷鄉”的思緒，化作為發生，遞變為創造。

　　首先，從“批”字的“俗”、“典”問題談起。僑史界向來認為，批是一種俗稱，不是典稱。因為，在“僑批”一詞尚未出現之前，粵東、閩南民間已經習慣把旅居海外的潮人，從東南亞委托水客帶來的“銀、信”函件稱之為“批”，如“家批”、“銀批”、“番批”、“洋批”；出國后頭一次寄回唐山家的函稱“平安批”；復函稱“回批”等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觀點得到官方文書的法定確認：“民國二十三年，南京郵政總署，以批字不典，改僑批局為僑匯莊。”其實，這是對中國古代文化認識極其膚淺的表現。據筆者淺識，批字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早在唐宋乃至唐宋以前，批字就已經由俗入典了。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補》卷三《什志》中就講得十分清楚：“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所尊，但批紙尾”。再，唐詩名句：“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話報平安。”這兩句在蘅塘退士編、吳興張萼評注的《新體評注唐詩三百首》中詮注曰：“情根所系，但批馬尾”。由此可見，無論是“但批紙尾”的批——書信，還是“但批馬尾”的批——口信，都是卑致尊，下呈上，生身對生地的心心交感。情根所系的由俗入典的產物。故批，即唐宋時的信之稱呼。

　　《潮州志》載：“潮州對外交通，遠肇唐宋”，向譽“海濱鄒魯”。負載深厚歷史文化淀積的粵東、閩南，這里潮人出國的歷史，恰好與批的稱謂年代基本相同，故斷其源于唐宋典籍。這可以從澄海市僑批封收藏家鄒金盛先生所珍藏的大量僑批得到有力的印證。其中有一件批是迄今全國收藏年代最古遠的華僑歷史文物之一。該批時間為清咸豐三年(癸丑，公元1853年)，無封，折疊式，收信人定在“紙頭”；右一行為地址：“由信煩至隆都樟山鄉交”(右上角蓋如意印)；中間一行為收信人名字：“蕭名炳乾小兒收閱”；右一行寫有：“外付去洋銀拾元由暹英全書”。信的內容“但批紙尾”。這種書信的格式，與沈括在《夢溪筆談補》中之記述無異，略微不同者，該批系旅暹胞親蕭英全寄下兒子蕭炳乾的，屬于上輩致下輩；這大概是由于時代之演變，其規矩有所放寬罷了!所以，基本結論是：潮人所稱之批，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承唐宋之典，而還于粵、閩之俗，即文化意義的由典還俗，雅俗共典。

　　尤其值得指出，批，另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文化釋義，那便是：根。我們常見的僑批封上，其另聯印有“批根”二字。本來，根是一種存據。但僑批封上的“批根”，不同一般票證的存據。它象征著海外赤子對自己生身之邦——唐山本土的“去國懷鄉”、“葉落歸根”的文化心態，也是一種永恒的血緣的存根，凡是了解潮汕歷史的人都知道，潮人是世界上典型的愛國愛家愛親人之人。樟林古港遺存的不少民歌，都反映了這樣一個主題。他們——“無可奈何炊甜-，冒著生命的危險，沖著海禁而去，是何等不心甘情愿啊!所以，“行到樟林港嘴淚汪汪，何日才把家鄉還?”但是，到了異國之后，這種心態便發生了特殊的遞變，“來到暹羅牽豬哥，驢生拼死耐拖磨，賺有錢銀加共減，寄回唐山養公婆。”上述所引的蕭英全給兒子蕭炳乾的批，也是這種心態的真實寫照。這批的內容曰：“茲是日付信局帶去家信一封，外并洋(缺“銀”字)拾元，到社照信查收。內抹出銀半元，與三兄收用；又抹出銀半元，與四嫂收用；又抹銀一元，與岳母收用。余存銀捌元，以助家中薪米之需，今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余言后陳。此囑。蕭英(缺“全”字)書。癸四月廿二日。”這種久居異國，情根長系“三兄”、“四嫂”、“岳母”及合家大小的心態，表現一個典型潮汕人的愛國、愛家、愛鄉的德行與本質，躍然于批。故僑批，發生于潮人“根”意識的特殊遞變，這是無可辯駁的。(陳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