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亞平

眾所周知，在澳門回歸祖國的進程中存在有礙政權順利移交的“三大問題”，這些問題許多年來一直是中葡爭拗的焦點。時至今日，有關問題的進展程度仍不盡如人意，并有可能最終為澳門的平穩過渡帶來影響。

三大問題之首

　　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后，澳門仍存在著諸多有礙政權順利移交和制約未來特區發展的因素，其中“公務員本地化問題”、“中文的官方地位問題”和“法律本地化問題”最為突出。可以設想，若澳門大部分中高級官員都由葡萄牙人擔任，澳門的官方語言和文件仍為葡文，澳門的諸項法律沒有中文文本，澳門在政權移交后將會出現高層公務員的真空，這將使澳門人自己管理自己成為一句空話，新的特區政府也將在一種艱難的環境中運作，從一開始面臨一種先天不足和尷尬的局面。

以往曾有觀點認為，由于中葡兩國政府著眼于長遠友好關系，在澳門問題上采取合作態度，似乎在政權移交過程中會一帆風順，不存在任何問題。這種不正確的看法多少源于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爭拗的對照。其實，由于澳門的特殊性，有些在香港不成為問題之事，在澳門卻很成問題。其中首當其沖的當屬公務員本地化問題。

澳門過渡期開始時，其公務員本地化狀況十分不樂觀，這也是中國方面將該問題列為“三大問題”之首的一個重要原因。同其他殖民地和外國人統治地區類似，葡萄牙一直在澳門實施由葡萄牙人實行統治的殖民政策，華人基本沒有進入政治架構的機會并被剝奪參預本地重要事務的權利，既使有也屬鳳毛麟角。華人難以參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歷來只把葡萄牙語作為官方語言，華人中懂葡語的少之又少。為確保葡人的統治地位，澳門政府也從不積極在華人中推行葡語，大多數華人由于對殖民統治的逆反心理，又極不愿學習葡語，這也間接導致公務員中罕見華人的局面。

　　　葡澳政府官員狀況

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5年后的現實是：澳門53個司長和同級官員中全部為葡籍，其中澳門出生者僅有8人；35個副司長和同級官員中全部為葡籍，其中只有9人出生在澳門；104個廳長級官員也全部為葡籍，也只有23個出生在澳門。在中級官員中，96個處長中95人為葡籍，中國籍僅1人，其中葡國出生55人，澳門出生36人，中國內地出生者僅1人。綜上所述，在288個處長以上的中高級官員中，澳門出生的只有76人，中國出生的僅1人，而在澳門出生者，相當數量為“土生葡人”。

從1992年的澳門整個公務員隊伍來看，在全澳公務人員15111人中，澳門和中國內地出生的人多任職于中下層。

因此，澳門公務員本地化的任務甚為艱巨。在中方的關注下，澳督韋奇立于1993年發布《行政本地化問題備忘錄》強制性要求各級領導層在采取本地化措施和制定本地化計劃時遵守執行。1994年澳督再次作出批示，要求各機關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培訓，提高其素質，進而逐步提拔本地公務員出任領導和主管職務，加速公務員本地化進程。至1996年4月，澳督再次批示要求在1996年12月31日前各部門處長及以下主管職位必須由本地人士出任。

同香港比較，澳門為公務員本地化所展開的行動比香港整整晚了20年，港英政府在“二戰”后為順應時代潮流就已開始了本地化工作，到了60年代更加快了步伐，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公務員陳方安生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公務員隊伍并開始了晉升進程。其后的事情眾所周知，香港的公務員本地化令九七年的政權交接在最平穩、最順利的條件下進行。

澳門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開始是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后的80年代末期，文前所述１９９２年澳門的現狀同香港相比相差甚遠，而澳門的回歸時間僅比香港晚兩年，可見澳門公務員本地化之進度的緊迫性。

　　在本地化工作中，本地官員的培訓和晉升，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步驟，澳門的實際情況又需要他們中的許多人要掌握中葡雙語，僅此就令選拔人才的難度加大。近幾年來，中葡雙方都為此作出了努力，包括培養雙語人才，組織公務員到葡國進修和到北京進修，澳門大學還設有中文公共行政學士學位等課程。到1999年3月止，澳門公務員中處長和科長級本地化達到百分之百，組長級（處級和科級之間）達96.08％，廳長級達96％，副司長級達84.62％，司長級達65.52％。全部各級主管職位本地化水平達到93.61％。總的評價是，公務員本地化進展程度令人欣慰，但在高級職位方面仍甚不理想。

　　澳督曾許諾在今年12月20日政權交接時實現全部公務員本地化，余下的時間已經不多，這最后的本地化進度仍十分緊迫和令人關注。

選擇哪些人本地化

　　在評價澳門的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注意，即由什么人去本地化。中國政府的立場是，澳門的公務員本地化應該在本地化的同時，其構成比例應該同澳門居民的整體結構相一致，即占澳門居民96％以上的華人居民應占相當比例，香港即是如此。而澳葡政府的解釋是，公務員本地化的選擇對象是澳門居民，其中在澳居民中的葡萄牙裔人、“土生葡人”都在此列 。這話原本亦符合基本法，可澳葡政府所作的本地化，主要體現了葡裔人和“土生葡人”的本地化，而遠非作為中國領土和華人占大多數的澳門的真正意義上的本地化。可以預想，在今年12月20日澳門政權移交時，轉入新政府的官員中將有許多不是華人面孔的人。

　　解釋今日澳門“土生葡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十分復雜與敏感的問題，遠非一兩句話能說得清楚，但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澳門的400年歷史，造就了主要是中葡混血的特殊族群，并被長期稱之為“土生葡人”。有時，在許多華人眼中，他們是“洋人”；在葡萄牙人眼中又不將他們視為正宗葡萄牙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宗葡國人，講葡語，以葡人自居，但許多人又會講粵語，喜食中餐；在以往葡人管治時期，“土生葡人”由于他們的血統、國籍、語言等優勢，在政府機構中占據許多優厚職位，他們的子女在升學、受教育、就業等方面均好過當地華人。另一方面，澳門回歸中國給他們帶來復雜的心理歷程，他們中的許多人有一種失落感，有被中國和葡國都遺棄的感覺。同時他們中的許多人生在澳門，長在澳門，早已視澳門為故鄉，不愿離開澳門，并積極看待澳門的變遷，擁護澳門基本法，愿意和全體澳門居民融為一體，同澳門一起跨入新世紀。

從某種意義上看，正確看待澳門“土生葡人”，保證他們在未來的澳門安居樂業，有助于澳門的平穩過渡。他們繼續留在澳門，并積極參預澳門社會事務，也體現了在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

在澳門回歸祖國之日，在澳門公務員本地化中沒有體現同其人口結構比例相一致畢竟是件十分遺憾之事 ，哪怕達到一定比例也還說得過去，這不能不說是本地化工作中的不足。但從澳門的整個回歸進程來看，這畢竟是目前澳門的一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