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北京人稱為天橋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黃”，名叫黃才貴(后改名黃德勝)，字治安。因其身體魁梧，且出身行伍，故得“大兵黃”之綽號，而其本名反而少為人知。

　　“大兵黃”少年時曾拜董海川(清中葉人，八卦掌名家)第一代傳人學習八卦掌和八卦門器械。20歲以后，先后在張曜、馬玉昆、蔣桂題、張勛等軍閥部下當兵，并于光緒二十二年(1894年)參加甲午戰役。1917年7月，張勛復辟失敗后，“大兵黃”從張勛的“辮子軍”中退役，因生活沒有著落，遂落魄天橋賣藝。初期，尚練些武藝，后來轉變成專門針對軍閥權貴人物進行嬉笑怒罵，每罵完一陣，便賣一回藥糖。

　　30年代時，北京的一些報刊均刊登過“大兵黃”的照片，其形象為：頭戴青緞帽頭兒，花白胡須胸前飄灑，上身穿絳紫色馬褂，下身著黑絨套褲，足蹬青緞面千層底雙臉兒鞋，手持一個油光紅潤的葫蘆和一掛香木捻珠。如此不倫不類的打扮及其跳腳狂言的特殊表演，遂使這位藝人的興趣，而且為各報的新聞記者甚至當局所矚目，因而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大兵黃”罵軍閥，如同說書一般，每段自成一回，淋漓盡致地揭露各個軍閥的內幕與丑劇，雖不免有些夸張或不實之詞，但總的來說與事實基本相符。

　　譬如罵北洋奉系軍閥張宗昌，對他出身土匪以及先后投靠直系軍閥馮國璋、奉系軍閥張作霖等情況說得頭頭是道，然后以“他媽的小舅子”這句口頭禪將話一轉，罵張宗昌有33個姨太太，是“望鄉臺上摘牡丹——不知死的鬼”！張宗昌在山東任軍務督辦時，有一年慶祝壽辰，宴請麾下師長、旅長，席間命一最得寵的愛妾品簫，曲罷滿座皆嘆服。愛妾說：“奴家吹簫不如我翁公吹得好。”翁公者，乃張宗昌之父，原是吹鼓手。張宗昌聞聽此言，惱羞成怒，以為揚其家丑，當夜就將愛妾槍斃了。“大兵黃”繪聲繪色地說至此處時，往往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將其手中的白蠟桿子(練武的器械)往地下拍的一摔，大罵一聲：“他媽的小舅子，張宗昌活畜類！”眾人聽了，咋舌的咋舌，縮脖的縮脖，點頭的點頭，在深感快慰和欽佩“大兵黃”的同時，也不免為他捏著一把汗。

　　“大兵黃”罵北洋直系軍閥首領曹錕，更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曹母乃麻臉、纏足，有一年赴天津看曹錕，坐馬車逛街，無意中將小腳兒露了出來，當時曹錕拜見母親說：“有件事稟告母親，孩兒乃堂堂大總統，希望你今后出門別再把腳伸出來。給我留點兒面子。”翌日，曹母又外出，故意露其金蓮。是夜，曹錕復上常拜見，未及開口，母先曰：“有道：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似你這般忤逆子，不配做我兒子，更不配當總統，你當總統，百姓遭殃！從今以后我不認你這個兒子！”

　　“蘆溝橋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燒殺奸淫，野蠻殘暴，無惡不作。此時的“大兵黃”亦敢大罵日本兵，將他耳聞目睹的日本軍官兵種種罪惡行徑罵得狗血噴頭，因此而被外五區警署多次拘禁；但一俟釋放，依然照罵不誤，確實表現出一般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慨，客觀上對激發大眾的抗日情緒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凡是當年聽過“大兵黃”罵人的老者，無不稱道他是一個性情耿直而不畏死的硬漢子。這位奇特的天橋藝人擁有成千上萬的觀眾，具有無窮的魔力。只要他斜背著滿滿的一口袋沙板糖(長方片形，內含薄荷)，剛一露面，立即就被眾人圍攏起來。大家爭先恐后地買他的藥糖，不是為了解饞，而是要聽他的“罵世”，以排解各自心中的憂煩。

　　“大兵黃”屢被官府扣押，他卻全然不放在心上。每天開罵之前，他總說“我身上帶著殃榜哪！”所謂“殃榜”，是舊時迷信之說。人死后要請陰陽先生將死者姓名、性別、年齡及其“出殃”(指靈魂脫離軀體)和“回殃”(謂靈魂回家探望)的時辰寫在一張黃紙上，于入殮時焚化。“大兵黃”帶殃榜之說，猶如武將抬棺而戰，含有拼死之義。

　　記得文人金寄水，作過一首詠《大兵黃》的竹枝詞，略謂“罵不絕聲立廣場，群皆矚目大兵黃。官僚軍閥從頭數，博得游人笑斷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