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人民幣升值12%，而是出口產品漲價12%，把這12%的一半用來加入員工工資，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目前省會級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1500元左右。”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向媒體公開表達的一條建議，引發多方關注。

　　不少代表和委員都對提高職工工資發出了支持的聲音，但也有不少人反對和質疑向文波的這一提法。在多種因素綜合影響使得企業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上升趨勢明顯的當下，工資問題，無疑成為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最低工資標準與“民工荒”

　　早在2007年6月，向文波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國家應立法大幅提高低收入階層工資”，并具體提到省會級城市企業最低工資應該達到每月1500元。他強調,這個數字并不是指最低社會保障，而是指最低工資。

　　兩會之前，他又在博客中舊事重提。“到底是1400還是1500元，這個不重要，可以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水平調整。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認不認可最低工資的標準，就是確定最低工資的原則。”向文波說。

　　在博客中，向文波引用美國福特汽車創始人福特的話來說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重要性：“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

　　“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GDP每年增長10%左右，但如何讓普通百姓都分享到發展的利益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向文波分析，尤其是大量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實在太低，如農民工加班加點平均工資只有700元/月，像武漢這樣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不到600元/月，“這樣的薪酬標準只能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根本談不上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他認為，分享成果的基本形式應該是盡可能提高國民的薪酬和福利。

　　以長沙市為例，2006年人均年收入2.4萬元，根據國際上的標準，最低工資約為年收入的0.4到0.6倍，取其上限，應是是1200元，再考慮到通脹和工資自然增長因素，向文波便得出了1500元作為最低工資標準的結論。而長沙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恰好處于全國平均水平”。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中國勞動學會會長華福周認為，在經濟快速發展、企業利潤增長、物價水平上漲的情況下，企業職工的工資理應隨之相應提高。事實上，早在2004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頒布了新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但真正的執行情況并不理想。

　　一個例證是，據統計，從2003年到2007年，廣州市職工創造的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約14.50%，人均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約14.52%，但職工工資平均每年只增長了9.45%。與之相隨的教訓是，珠三角地區已經連續幾年出現“用工荒”。

　　“如果我們的就業只是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甚至連這些都不能完全解決，我認為就是無效就業，這樣的就業率再高，也沒有太多的意義。這應該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向文波說。

　　“大部分企業有能力承受”

　　不僅提出“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還言之鑿鑿：大部分企業有這樣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不是做企業的，有人會說我是信口開河，但只要了解我的(企業管理者)身份，就應不會懷疑這個(企業能夠承受這樣的工資標準)。”向文波表示。

　　“他將那層窗戶紙捅破了。”湖南省社科院院長朱有志如此評價。

　　但反對和質疑之聲也不少。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提高工資將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競爭力，更主要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

　　“有人說，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這個是絕對錯誤的。”向文波直言，工人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全世界不管是哪個國家，關于最低工資標準、關于員工的基本福利，都有法律性的強制規定。”他指出，許多企業對這一情況也心知肚明，也有能力提高職工工資，但從追求利益最大化角度考慮，沒有人愿意主動來提。

　　湖南一家以出口為主的企業負責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展現了工資提高的另外一面。

　　這家企業的規模在全球同行中處于排頭位置，市場占有率具有絕對優勢。但其負責人坦承，“一個重要的競爭優勢，是產品的價格低”，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勞動力因素。據他介紹，隨著一些新的法律法規開始實施，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這家企業的優勢將受到較大沖擊。在此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對于以出口為主的企業來說，無疑將構成更大壓力。

　　他表示，實際上之前公司員工的平均工資不低于1500元，但如果要將最低工資標準大幅提升，并且予以確定，“我們有些擔心”，因為原來普通員工的收入除了最低工資外，主要來自于工作績效，“如果確定了比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員工會不會還有那么高的積極性？”因為企業并不想再“額外”增長太多工資成本來“刺激”員工積極性。

　　向文波則表示，企業員工作為弱勢群體，不能因為一些本不應由他們承擔的因素而利益受損，“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

　　不只是民生問題

　　與外界眾多聲音不同，向文波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生問題。

　　“我相信只要產品賣得稍為像個產品而不是像賣破爛，這樣的中國企業就都能承受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說，這正是他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他看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非但可以實現，而且應該通過這一過程，使國內企業實現一個“理性的成熟”。

　　“自2005年國家啟動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已經累計達到12%。人民幣升值12%跟出口產品漲價12%，對我們價格競爭力的影響是一樣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結果，與我們提價所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向文波說。

　　“如果不是人民幣升值12%，而是出口產品漲價12%，把這12%的一半用來加入員工工資，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完全可以實現，甚至可以大大超過的。”向文波進一步分析——

　　“如果把這12%里面的3%用來提高我們出口企業的盈利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國出口企業的盈利水平會有大幅提高；如果說剩下的3%變成國家的稅收，那么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會更多。”向文波說，但非常遺憾的是，目前這一切都沒能成為現實。

　　盡管有人嘲諷“向總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向文波依然堅持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必需的。“一個企業，國家的《勞動合同法》你不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你不執行，環保也不出力，那基本上就等于沒有什么社會價值了，這樣的企業，還要它干什么？” （劉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