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曾被稱為一個時代的故事。不斷有人出去，不斷有人回來，隨著回來的人越來越多，這個群體被冠上了一個稱呼——“海歸”。除去少數名聲顯赫的之外，他們和平凡的市民一樣，在這個信息爆棚的城市中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選擇的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創業型

　　這是被最多人所熟知的一類。正是一批在互聯網熱潮期間回來的人，催生了"海歸"這個稱呼。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但在這個崇尚財富的時代，他們的努力依然受到尊敬。

　　分居型

　　更多的"海歸"沒有選擇自己做老板。

　　A先生是80年代的留學生，夫人、孩子相繼出國，全家都拿到了美國綠卡，幾年前，他選擇了孤身回國�，F在，他在寶山的一家美資物流公司任高官，而夫人仍然在美國，一邊工作，一邊照看正在讀書的女兒。和普通人相比，他的收入很高，但他忍受的是與家人兩地分居的痛苦。好在按他自己的話說，他們這個年紀的人什么苦都吃過，現在這點苦實在不算什么。A先生也考慮過自己當老板，他也出錢購買過一家基因公司的股份，但這筆生意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顯現出盈利的跡象，所以他仍和以前一樣，只在圣誕節的時候飛回美國與妻女團聚。

　　候鳥型

　　同樣是80年代的留學生，B教授與夫人待在一起的時間要多一點。他現在在美國一家知名的公立大學任教，同時又被上海的一所重點高校聘請，兼職授課。一年幾個月在美國，還有幾個月在上海。在上海，B教授享受"長江學者"待遇，年薪10萬加住房，雖然不算高，但他研究的是國際關系，在美國也不是能賺大錢的專業，除非進入最高決策圈；而在上海，他享受學術上更大的發揮空間，他幾乎是一個人帶出了學校里的一個專業。

　　他也考慮過結束候鳥般飛來飛去的生活，留在上海，但他的夫人仍然繼續在美國高校發展自己的事業，這使他遲遲下不了決心。不過，據說他夫人不久將有機會到香港工作，到時候一個人在香港，一個人在上海，也許比現在要更近一點。

　　回派型

　　比起80年代的留學生，90年代的留學生的生活似乎更單純一些，留學的時候他們有更多獲取獎學金的機會，決定是否回來的時候也不用太多考慮家庭問題，因為他們根本還沒有機會考慮這個問題。

　　C先生的運氣不錯，90年代到紐約讀MBA，畢業后被一家跨國公司的當地機構錄用，后被派回國內，負責該公司在中國業務的發展。在別人看來，他也算是志得意滿。

　　不過，由于總公司的戰略調整，公司在華業務的指導思想最近從擴張變成了保守，C先生私底下也有了跳槽的想法，另一個讓別人替他費心的是婚姻問題，畢竟三十好幾了，但他自己似乎挺滿意現在的單身貴族的生活。

　　義無反顧型

　　和C先生比起來，D先生的回歸更顯得義無反顧。去年在獲得美國MBA證書后，他即刻收拾行李回到國內。

　　但這種義無反顧多少讓他吃了點苦頭。國內的就業形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樣紅火。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出國前他曾在那兒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沒有什么收獲，后來又到上海，同樣沒有滿意的工作，待了幾個月，打點行李又去了北京�，F在的工作仍然不能讓他滿意，但他能做的只是騎驢找馬，等待更好的機會了。

　　在職培訓型

　　比起D先生來，E先生的回歸順理成章。出國前，他在一家國營單位工作，小有成績，并被列為梯隊培養對象。后來他申請了英國的一所學校讀碩士，單位出于培養的考慮，替他報銷了在英國一年的學習費用，也算是公派留學了，夫人也有機會去英國陪讀。

　　這一年中，原單位人士調整頻繁，他擔心回來后沒了自己的位置，也曾考慮過另謀高就，但最后他還是回到了原單位。單位內部的變化并沒有影響他的"仕途"。E先生似乎沒有把自己歸為"海歸"一派，對他而言，一年的海外學習，幾乎就等同于在國內某地的在職培訓。

　　半路回家型

　　大部分"海歸"至少也要等到學業結束才會回國，但越來越多的人讀到一半就回來了。

　　F小姐兩年前技術移民加拿大，她拿政府補貼進學校學習，計劃在加拿大讀幾年書后再考慮是否回來。但去年底，有獵頭公司為她提供了一份不錯的工作，而她也忍受不了加拿大的了無生氣，于是就提前回來了。

　打尖型

　　H小姐出生于80年代，中學沒畢業就去了英國，去年，本科學業尚未讀完，聽說上海很熱鬧，就申請延期畢業，飛來上海，進了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一家香港公司實習。她給自己定的實習期限是一年，今年10月仍要回英國繼續讀書。

　　她甚至還沒有決定，未來要從事什么樣的工作。她說她來上海的目的是積累工作經驗，在很多情況下，這比文憑更重要。但她同樣希望能拿到更高的文憑，上海之行讓她發現，身邊的人實在都非常了不得，都是碩士以上，而且都會兩國以上的文字。

　　這促使她進了上海的法語培訓中心，周末兩天，她要讀一天半的法語，她希望大學畢業后能繼續到法國留學。至于什么時候再來上海，她現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來源：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報》 文：水-固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