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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一上班族，上星期毅然狀告中國銀聯和三家中資銀行，導火線是剛在今年6月1日起實施的境內跨行查詢費。很快，這新聞就成了除世界杯外，上海及其周邊省市市民都在談論的熱點。

　　交通銀行在今年率先收取跨行查詢服務的手續費后，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也從上月起收取每次3角(人民幣，下同)的跨行查詢費。上海市民鄧維捷上星期狀告工、建、交三家銀行和中國銀聯時，除了要求三行退還它們共向她收取的1元5角跨行查詢手續費外，還要求三行取消這服務的收費。案子已經在上海的一個地區法院正式立案。

　　無獨有偶，上海一家電信公司上海移動，也被一用戶告上法庭，原因是這用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每月額外支付了10元的手機來電顯示費。對此，法院最近判決上海移動公司須退還原告一半已支付的“來電顯示費”。不過，讓許多市民驚訝的是，這位仁兄并沒因此罷休，而是準備協助有類似經歷的其他用戶，向上海移動提出集體訴訟。

　　據報道，他起初只是想對自己的消費知情權討個公道，但后來覺得許多人也有類似遭遇，只是個別行事成本很高，并非每個消費者都有時間和能力提出訴訟，他因此愿意代為進行。

　　無論是向銀行追討總共被收取的1元5角跨行查詢手續費，或是向電信公司要回沒事先告知就收取的來電顯示費，這兩起看似為芝麻綠豆和區區小費打官司的個案，都在社會里引起很大的反響和帶來一定啟發。

　　一些事情必須小題大做，也必須有人愿意不厭其煩地小題大做，是出自于對一種理念與原則的堅持。這種堅持對社會或被訴訟的當事人，也許是很麻煩也很不和諧的聲音，但恰恰是這些“麻煩人”、“麻煩事”所折射出來的信息和引發的討論，為更廣大的社群及后人，創造了建立法治與和諧社會應有的條件，也為這些條件建立應能持之以恒的機制。

　　上述向中國三大銀行“對著干”的上班族鄧維捷受訪時即告訴媒體，她對自己挑起的這場官司并沒把握，因為對手可是勢力強大的銀行。“但銀行有很多收費都是自己定自己管的，如果壟斷的企業和機構都紛紛效仿，老百姓找哪里說理去？不管這場官司最后結果如何，這事也可以告誡其他壟斷行業，在出臺涉及到民生的一些政策時，一定要慎重。”

　　鄧維捷是上海一家電子零件制造公司的職員，為她代理此案的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冬律師告訴筆者，為1元5角打官司也許對個人并沒有深遠的價值，但如果人人都怕麻煩，忽略了小事背后所折射的更大原則，例如對知情權的維護等問題，這個社會的法制建立就不會進步。而壟斷的行業也將越來越難以受制約，可以任由自己說了算。

　　上海作為一個要放眼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對法治的維護和法制的日趨完善，尤其要比中國其他城市用心和意志堅定。對于中國的銀行開始收取跨行查詢費，銀行方面雖然解釋說“此舉是與國際接軌”，但如果在服務質量與操作的透明度上沒有跟著“與國際接軌”，廣大市民只會覺得那只不過是銀行使自己的收費合理化的漂亮說詞。

　　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這些年來，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中國城市的市民，對所謂與國際接軌的概念，似乎就只有同一印象和“共同記憶”，即如鄧維捷對銀行收取跨行查詢費所說的：“服務沒怎么改進，收錢倒是越來越勤快了。”

　　與國際接軌的定義，是應該有個“反壟斷”的機制來制約強勢的人和單位說了就算的現象。而中國人應該慶幸，在今天有越來越多人自掃門前雪和金錢至上的中國社會里，仍有一些堅持良心與理念，為大眾福利自找麻煩“小題大做”的人。(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吳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