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1日電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最近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中國正面臨日本在1985年“廣場協議”后的情況，房地產業將因人民幣升值而出現大量“泡沫”，國民經濟已被房地產價格的快速膨脹所挾持，日本10年衰退的教訓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11月17日在“2005中國房地產業高層論壇”上表述，從根本上說，造就日本在90年代初期出現嚴重房地產“泡沫”的原因是資本過剩，中國目前還遠未到資本過剩的階段。陳淮指出，當前，一些媒體輿論開始迫不及待地討論對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何時結束的問題�？梢钥隙ǖ卣f，政府將不斷運用金融、財政、行政、法律等手段來調控房地產市場，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是一項長期政策。

　　目前房價波動很正常

　　陳淮在17日舉辦的“2005中國房地產業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說，房地產市場波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不能忽視，對此沒有人懷疑；但是，房價上下波動也是很正常的，中國短期國民經濟中蘊含的最大風險并不來自房地產業，而是來自于利潤下滑較多的制造業。只要想蓋房就需要借款，住房消費和負債是一種符合規律的現象。改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關系，需要從市場、機構、品種、銀行、政府等多方面下功夫，而不僅僅是限制房地產業的發展規模及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實施宏觀調控也并不是因為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現有房地產業的發展。

　　調控政策當然要涉及到房價。陳淮表示，對房價的調控目標，政策說得非常清楚：其目的在于穩定房價和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但“穩定”和“抑制過快上漲”的直接結果并非就一定是“降價”。例如政策規定對非普通住房征營業稅，這顯然會提高而不是降低買方價格，這會極大抑制投機性需求和炒作，有助于房價穩定。

　　陳淮認為，要求房地產業在開發階段不貸款，差不多就和不讓汽車上路以防止交通事故的發生一樣不可行。房地產金融概念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和開拓的領域，在住房供給和需求之間需要有相應的中間機構，比如一些發達國家的基金、中介機構等。中國現有的一些房地產中介機構在客觀上也起到了平衡供求的作用。在發展房地產產業基金、銀行信貸打包上市、發展合作建房代理制等方面，有關部門已經考慮了很多，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盡快付諸實施。

　　同時，房價漲跌還涉及平均房價與個別房價的問題。目前政策明確規定，要停止別墅供地和嚴控高檔住房用地，增加中低價位住房的土地供應量。那么這種供給結構改變的結果必然是平均房價下降。平均房價下降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們實際買房的價格就下降。因為人們要買的一定是一個特定的房子，而不可能是按社會供給結構每種房子買一點。

　　另外，陳淮表示，就普通居民來說，他們在購房中面臨的風險不僅僅是房價漲跌的風險，還包括利率變化、稅制改革、匯率變化、收入水平變化等風險。這些風險中，任何一項風險在長達20年左右的按揭期間或長期持有期間，累積起來的風險都可能遠超過房價變化帶來的風險。

　　中國房地產遠未到資本過剩階段

　　最近有媒體大肆報道“廣場協議”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根本原因，中國正面臨日本在1985年“廣場協議”后的情況，房地產業將因人民幣升值而出現大量“泡沫”，日本10年衰退的教訓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陳淮說：“其實從根本上說，造就日本在90年代初期出現嚴重房地產‘泡沫’的原因是資本過剩，是實業領域已經無法容納不斷積累起來的貨幣資本。人們很容易想象，在本幣升值的預期下，外幣會大量涌入國內，導致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上升而形成‘泡沫’；一旦升值預期減弱，外資撤離必定會導致房價大跌和‘泡沫’破滅；由此會帶來國民經濟的長期衰退。很多評論文章都是持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聽起來是成立的。但是人們顯然忽略了一個歷史的真實：那就是日本從來沒有過“引進外資”的政策。不僅不引進，而且始終奉行的是排斥外資進入的政策。即使“廣場協議”之后，外資也并未獲得過多大機會買日本的房地產，更不要說投資日本的房地產業。事實上，“廣場協議”并不是日元升值的起點，日本經濟的風險最初也并不是房地產業釀就的。當時，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趕上歐美發達國家，大規模提高了全社會住房改善、住房消費的預期，政府對房地產大拆大建，并進一步提出了在短期內讓收入房價比與發達國家看齊、短期內降低房價等目標，結果導致了泡沫的快速破滅，這才有了日本房地產業的大起大落。

　　陳淮表示，真正導致房地產泡沫危機的是資本過剩，而不能簡單歸結為房地產業自身的發展問題。中國目前還遠不到資本過剩的階段。

　　當前政策屬預防性質

　　“調控政策的目的，首先和最終都是讓人民群眾住上房子。無疑，價格的異常暴漲和暴跌都是政策調控的對象。而且政府對兩方面傾向都應當有充分的政策儲備。”陳淮表示，鼓勵而不是限制老百姓合理的住房消費、促進住房制度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這是政策的一貫取向。就是在目前的調控政策中，居民購買普通住房的按揭貸款利率仍可按正常利率“打九折”，契稅也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按經濟學常識，促進需求的政策就是抑制價格下滑的政策。這些保護合理需求的政策都是有效防止“暴跌”的政策組成部分。而且可以說，進一步鼓勵老百姓依靠市場獲取住房的政策仍將是政策體系的主要取向。

　　目前的調控政策，從本質上說仍是一種“預見性”、“預防性”的政策。例如，前一段時間，一些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出現問題，政策就將抑制局部問題擴大為全局性問題，以此防止一個產業的增長影響國民經濟整體的平衡關系，規范市場以避免出現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低效率。

　　1980年以來，中國城市人口增長了167%，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不足5平方米擴大到了25平方米，這是全世界過去200余年城市化歷史上沒有過的奇跡。這才是真實的政策效果。

　　中國現在面臨的住房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過去包含在企業內部、單位內部的住房短缺被級別、工齡、廠齡以及其他限制性因素掩蓋了�，F在這個被掩蓋的需求釋放到了市場中，直接面對價格一個選擇條件�？梢哉f，供給者、需求者、政府都沒有充分經驗。我們大家都需要探索和積累經驗。政府需要，政策需要，市場和消費者也需要�？梢钥隙ǖ卣f，就是目前的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更不要說以前的政策。

　　陳淮認為，當前，一些媒體輿論開始迫不及待地討論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政策何時結束的問題�？梢钥隙ǖ卣f，政府將不斷運用金融、財政、行政、法律等手段來調控房地產市場。例如，為解決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政府可對其“貼息”，“貼息”可以“降低”購房者利息負擔。從長遠看，和房地產有關的稅收改革和方向將必定是提高持有環節的稅賦，降低流轉環節的稅賦，包括契稅，也就是“減稅”。

　　而影響房地產市場的財政、貨幣手段也并非就只是利率和契稅。以稅為例，就包括對土地等要素征稅、對開發環節征稅、對持有環節征稅和對流轉交易環節征稅四個方面。對流轉環節動用稅收手段，也包括營業稅、契稅、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等多種選擇。應當看到，在宏觀調控體系中，政府動用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手段，包括稅收在內的財政手段，并非就是針對房地產市場。例如，影響中國利率決策的因素，首先包括國民經濟的總量平衡關系，也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關系；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以及中國自身的價格水平變化；國際貨幣的利率水平等。真正有專業眼光的學者都知道，觀察人民幣利率，注意美元和其他國際貨幣的利率水平、國民經濟的通脹率以及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漲落，可能要比房價重要得多。（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