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29日電 今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載文指出，“利稅”這個詞這些年已很少被人提及。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都知曉利潤是自個兒的，稅收是國家的。利與稅各有其主，各得其所。但鑒于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近日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提到，“國有商業銀行和國企應該向國家分紅”，“國企改革下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要求國企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向國有股股東分紅”，它已涉及國企改革轉了一大圈是否要重新回到常識起點的問題，既酸楚又無奈。
無獨有偶，國資委掌門人李榮融上周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時也強調，“國資委最大的權沒有落實，就是收益權”。而在周小川講話稍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建議中國政府要求國企向國有股股東支付紅利。IMF甚至提醒中國政府，這些紅利當用作建立社保和養老基金。
周小川與李榮融相繼就同一問題發表相似觀點，是否一定代表政策走向我不敢肯定，不過以二人的身份，上述講話不大可能屬于無的放矢。
文章指出，周與李的講話符合產權邏輯，符合國際慣例。你想，國企的產權是國有的，按憲法原則，國有的就是全民的。國企產生了利潤當然得歸全民所享有。同理，國有股權說白了也是全民所有的股權，其產生的紅利自然也得歸全民所有。
全民所有的利潤要落實到全民背后的每個自然人，就需要政府代行所有權�；诋斚轮袊默F狀，由政府將這些利潤充實為社保和養老基金，正屬全民收益權得到落實的最恰當做法。
國家若能將國企利潤收歸國有，百姓自然舉雙手擁護。文章提出，但若從21年(從1984年算起)間國企改革的邏輯出發，將國企的利潤重新收歸國有，則是不是意味著，21年之后，國企改革似乎得重新回到當年的起點？
從“擴大國企自主經營權”起步，國企改革相繼走過“承包責任制”、“利潤分成”、“賣中小國企”、“分配與業績掛鉤”、“國企資產重組(變相出售)”、“大型國企境內外上市，實行股份制改造”等不同階段，其中有些階段還是交叉著走過來的。
與此相伴隨，作為針對國有經濟的配套改革，政策相繼更改：從改“利稅”國家統收，流動資金、固定資產投資、技改資金國家統包，到“稅后留利”、“撥款改貸款”、“上市圈錢”、“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股東”等相應階段。
一路改到今天，地方絕大多數國企已在“關、停、并、轉、組、賣”中，或不復存在，或變為私企，留下來的國企要么塊頭太大，要么具有行政壟斷或自然壟斷特性，一時半會兒從“官念”到體量都還改不動。當然，這些“大塊頭”或“寡頭”也不是一點沒改。以確保國有控大股為前提，“有限股份化”也花樣百出。
文章指出，稍作分析就能發現，當初國企改革為何不先動產權，而只能從“擴大國企自主經營權”和“利潤分成”改起。不是改革的推進者看不到產權這個核心問題所在，而是改革的推進者不敢那樣改———改革的理論準備、政治生態、既得利益取舍等都不允許那樣改。迄今，這種困惑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態不同罷了。譬如既得利益不但得到固化，而且已經形成一個個強勢利益集團。
通過上述簡略回顧和分析，人們很容易體味以往21年國企改革的兩大悖論：
第一，計劃經濟時代對國企實施的“利稅”全額上繳，所需資金由政府按計劃全額下撥的辦法，將所有的國企“搞死”(企業內部要增建個廁所，也得由主管局審批)，國企改革因而最初從“擴權”起步。但改革中活下來的國企一方面經營壟斷化，包“贏”不包虧，另一方面內部分配高度“市場化”，導致行業間貧富懸殊且與產權理論相悖。可如果將利潤重新收歸國有，且不說相應的政策需要重新回到原點(先不問是否回得去，怎么回去)，國企是否又得回到“一收就死”的困境呢？
第二，凡企業，國家都得收稅。非國有的企業，國家自然不能分紅，但收稅卻是自然的事�，F在國家自己做“老板”投錢辦企業，也同樣只能征稅而分不到紅利。人們不禁要問，何苦來哉？在繼續深化國企改革的語境下，國家要分國企的紅利，卻處于欲罷不忍、欲收不能的尷尬境地。
文章還指出，通過解析“悖論”，人們當能加深對市場經濟若干規律的認知：
其一，市場經濟條件下，國企無法成為真正的“市場企業”。因而，國企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國企之所以要少量存在，在于彌補市場經濟自身缺陷，替政府向社會提供資本不屑于此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其二，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不能也無須當“老板”，發展經濟的事，盡可讓“民力、民資、民智”去操持，國家只管通過政府搞好服務、從事監管、強化法制和法治，余下的就是坐等收稅。
其三，21年國企改革磕碰不斷、嘗試不斷，爭議、質疑此起彼伏，搞過的名堂很多，但繞了一個大圈最終還得回到常識起點上來。這個常識就是，國企改革怎么都繞不過產權這道坎。(魯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