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娛樂條例》的修訂，將禁毒問題列在了第一位。但一些人認為，消費者的意見卻在其間缺位了

　　★ 文／王尋

　　娛樂“限時令”剛剛頒布，即遭遇爭議和執行障礙。那么這樣一部條例是如何出臺的呢？

　　禁毒部門推動條例修改

　　“是我們最先提出要對1999年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進行修改的。”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藥物犯罪案件偵查處副處長馬艷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據馬艷春介紹，2004年6月20日，公安系統在云南召開了“全國禁毒工作會議”。會議提出吸食新型毒品的現象日益嚴重，需要對這種趨勢加以遏止。但面臨的一大困難就是原有《條例》對于容留、默許他人在其場所中吸食毒品、兜售毒品的業主，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這就給公安部門的取證、定罪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以公安部的名義向國務院法制辦提出了對《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有關禁毒的內容進行修改。”

　　收到公安部的有關申請后，國務院法制辦教科文衛司對此非常重視，經過各方信息的匯總，發現原有《條例》中的很多內容已不能適應目前的形勢。因此，國務院法制辦最后決定，重新修訂整部法律。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藥物犯罪案件偵察處處長王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條例的修改，將主要考慮黃、賭、毒和打架斗毆這四類現象。并且，經過討論我們一致認為，把有關禁毒的問題列在此次條例修改的第一位，并且要從嚴處理。”

　　消費者代表的缺失

　　從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會同文化部、公安部等先后進行了8次座談會。其中有3次規模最大，于2005年4月分別在北京、廣東和浙江舉行。 2005年8月《條例》(修改稿)初步定稿，提交國務院審議。

　　北京一家大型娛樂場所的負責人李成(化名)，從2004年的秋天開始，曾先后參加過國務院法制辦、文化部以及北京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召開的座談會。 “最后一次座談會是在2005年的夏天，由國務院法制辦組織。大部分參加者是北京地區的從業者、管理者，其中也包括了公安系統的有關負責人。”

　　除了8次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的會議，文化系統、公安系統還先后多次召開了內部的座談會。“每一次較為大型的座談，與會者都會包括了文化、公安部門的管理者和娛樂場所的業主、一些地方的娛樂場所管理協會代表及群眾代表等。”馬艷春說，“而群眾代表主要是一些退休老干部。”

　　本刊查閱相關資料也發現，在2004年10月26日文化部組織的一次修改工作座談會上，作為北京市網吧義務監督員的朝陽區退休干部李同豐也出席了會議。

　　在座談中，這些群眾代表成為了“限時令”的堅決擁護者。馬艷春至今還記得，某位群眾代表曾經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能有什么好人到半夜兩點還不回家啊？”

　　但李成說：“從我參加的座談會來看，從始至終的討論，都沒有邀請過消費者方面的代表。”而王剛對此解釋道：“我們不可能做到使群眾代表能夠代表全國所有人的意見。不過我們每次會議進行前，都會由基層派出所征求民意。”

　　爭議“限時令”

　　“我們起初并沒有提出，對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要加以限制。但國務院在看到我們上報的目前關于新型毒品的一些特點后，決定要為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設定時限。”馬艷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公安部的官員對本刊指出，目前新型毒品的問題日益嚴重，同時也暴露了一些新的特點，即特定的時段、特定場所、特定的人群。所謂特定的時段指吸食新型毒品一般在午夜零點至凌晨兩點這個時段，這種新型毒品大約有半小時至兩個小時的興奮期；另外，零點以后大批的消費者開始離開，他們選擇在這個隱蔽的時段開始吸食。特定的場所主要是指在大眾娛樂場所中，尤其是迪吧和夜總會的包房中。這是因為那里空間大、人數多，新型毒品作為一種興奮性毒品，需要這樣的環境。特定的人群主要指，吸食新型毒品多為白領、青年學生等階層。

　　但是，“限時”規定一提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些反對意見。

　　“我們提出了一些意見，他們并沒有采納。并且據我所知，有一些主管這方面工作的領導，其實對這項規定有著他個人的看法。”曾參加過座談會的北京某大型娛樂場所的老總胡文(化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李成也談到，有關限制營業時間的規定，在文化系統，不管是從業者還是管理者，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取消。

　　王剛則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這一條的出臺過程中，的確有著很多不同意見。首先，是來自于文化部門的管理者。由于執法要由文化部門來進行，但他們的執法力量薄弱，人力不足以落實這項任務。其次，一些娛樂場所的老板認為有關時間的限制太過苛刻了，這將會給他們的經營帶來很大影響。“對此，我個人也是能夠理解的，但是眾口難調，我們很難把各方的意見統一一致。”

　　王剛進一步談到，條例出臺過程中，各部門組織了很多的相關調研。其中一項調研從2000年至今，共調查了400多家娛樂場所，包括了廣東、北京、遼寧等很多地區。調研結果顯示，娛樂場所零點后的營業額很少，80%的客人是在21:00～23:00點消費。但王剛也承認，量販式KTV在零點后的營業額占了40%，而目前量販式KTV出現毒品問題的幾率相對較小。但“我們擔心毒品問題會向這些地方轉移。”另據調查顯示，北京地區在兩點后車流量和餐廳營業額都大幅下降。因此，經過多方考慮，最后把限制時間定在2點至8點。

　　馬艷春表示，目前的“限時令”，的確損害到了一部分正常消費者的利益。但她認為：“相比來講，毒品對于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要嚴重得多。”同時，“限時令”可以保護年輕人的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能夠對集中、高發的吸毒行為給予打擊。

　　但是，胡文表示擔憂，相比之下，這類不良現象在較大型的娛樂場所其實是有節制的，犯罪率沒有那么高，更易于控制。但如果因為“限時令”的出臺，導致這類現象進一步轉入地下、轉向郊外，那么可能會適得其反。

　　對此，王剛表示，目前已經發現，吸毒者正在向一些私人別墅和食堂等場所轉移。對此，他表示公安機關會根據新的形勢，予以相應的打擊。★

　　新型毒品

　　新型毒品是相對鴉片、海洛因等傳統毒品而言，主要指人工化學合成的致幻劑、興奮劑類毒品，包括 “搖頭丸”、 冰毒等苯丙胺類興奮劑，氯胺酮(K粉)和麥角乙二胺(LSD)等。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12期，總第2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