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導致生態惡化、環境污染的，并不單純是個別企業主的貪婪，或者是民眾的無知，制度設計存在偏差，誘導人們普遍采取了有意無意地損害生態環境以獲得經濟收益的行為方式

　　6月5日是第35個世界環境日，國家環保總局于4日首次對外發布《中國生態保護》報告，全面介紹中國生態保護情況。這份報告承認，中國生態保護還面臨不少的問題：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環境脆弱區占國土面積的60%以上；生態環境壓力大，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單位GDP能耗、物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態保護相關政策、法規及標準不完善；生態保護投入不足，資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單一，生態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繼續提高；生態保護的科技及信息支撐薄弱，生態保護科研力量有限，難以為管理提供良好的支撐作用。

　　5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系統介紹了過去10年間中國為保護環境而進行的不懈努力，同時指出，中國環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這是一個醒世恒言。各地頻繁發生的沙塵暴、河流斷流、土壤污染等等，已經讓每個人親身感受到了生態環境惡化的后果。

　　應當說，生態環境的惡化，部分是必然且必要的。人類的活動，尤其是現代工業活動，必然導致生態環境惡化。但是，工業化又是人類追求物質福利所無法避免的。問題僅僅在于，一個社會所選擇的工業化模式及整個社會發展模式是否足夠明智，能夠把生態環境惡化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上，從而保持發展的平衡。

　　不能不承認，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所選擇的工業化道路是不平衡的。作為后發國家，國人為了實現趕超，力圖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為此，政府建立了計劃經濟，利用國家權力集中資源，試圖實現一種超常規的強制性增長。這種增長只能通過資源的密集投入來換取。為此形成了一整套激勵機制，比如，政府權力控制各種資源，長期將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價格抑制在較低水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投資驅動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整個經濟的能源、資源的消耗水平普遍較高，從而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導致很多地區生態狀態急劇惡化，環境嚴重污染，民眾的福利因而受到影響。

　　可以說，導致生態惡化、環境污染的，并不單純是個別企業主的貪婪，或者是民眾的無知，另一方面也是制度設計存在偏差，誘導人們普遍采取了有意無意地損害生態環境以獲得經濟收益的行為方式。

　　這其中，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最大壓力，就來自政府的行為方式。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政府以本地GDP增長率為最重要的政績目標，為此，不惜透支式地利用本地資源和環境。比如，個別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而隨意放寬環保標準，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出讓土地等等。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利益也破壞性地利用一切公共性資源，比如在河流上游大肆興建化工產業而根本不顧及到對下游的影響。一個完全圍繞著本地經濟增長打轉的地方政府，當然無暇顧及生態環境，而且，如果犧牲生態環境可以換來GDP增長，那也會毫不猶豫地犧牲生態環境。

　　因此，緩解環境壓力、恢復生態平衡，首先需要讓各級政府轉變行為方式。中央早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此，也試圖調整政績考核辦法。比如，《中國生態保護》報告提出，制定和完善生態保護經濟政策，將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損失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積極探索建立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共享機制。國家統計局一個下屬部門近日則提出：對于國家列入禁止開發的生態區，應不以GDP為衡量標準，允許這樣的地區GDP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對優先開發地區，也不能光看GDP，而要考核其人均收入增長。

　　但是，近兩年來的事實表明，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仍具有強大的慣性。人們不能不深入思考，怎樣才能重建對政府官員的約束 激勵機制，誘導各級政府轉變行為方式，緩解經濟增長對生態的巨大壓力。

　　也許，我們需要從根本上調整對于現代化的認識。這些年來我們在現代化中賦予經濟增長的權重很可能太高了，讓它壓倒了除此之外的一切價值。正是這種單向度的現代化構想，促使政府把推動經濟增長理解為其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職能。為了履行這一職能，完全忽視、有時甚至故意拒絕履行其他職能，而整個社會也成為一個單純的經濟性組織，幾乎所有人、所有機構都成為“經濟人”。這種狀況是反常的。由于經濟增長的壓倒性力量而陷入困境或出現危機的，并不僅僅是自然生態、環境，還包括社會的精神、道德、文化、思想等領域的生態與環境。

　　我們能否阻止自然與人文生態繼續惡化，不僅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恐怕更需要轉變思考社會、政府的方式，以一種更為平衡的視角看待社會這個生態大系統。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