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日前表示,法院二審時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案件以和解撤訴而結案,雙方當事人對案件的處理結果都表示滿意。至于和解的具體內容,公丕祥表示,由于雙方當事人要求保密,不能透露。(3月16日《成都商報》)

　　首先必須說,“彭宇案”以調解的方式結案,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根據這一條款,我們的疑問是,案件雙方當事人“自愿”誠然不假,但試問法院在調解之前,案件“事實清楚”嗎?法院“分清是非”了嗎?如果沒有,那就是經不起推敲的。

　　在審理方式值得商榷之外,“彭宇案”具體審理結果的秘而不宣,更是讓人一頭霧水。司法上確實有一系列的保密制度,但那都是極其特殊的情況,比如涉及國家或商業機密,以及公民隱私等等,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怎談得上保密?即使案件雙方當事人都希望與法院達成 “保密契約”,法院也不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顯然,以“彭宇案”之影響力,它已不僅僅是一起單純的司法事件,更是一起公共事件,涉及全社會的道德取向和司法的公信力,二審法院沒有任何理由置公共輿論的信任、等待和呼吁于不顧,泰然自若地三緘其口。

　　可以說,從“彭宇案”浮出水面的那天起,到底“誰在撒謊”就不是輿論關注的主流,人們更多關注的是一審法院怎么能這么判案?“從常理分析”、“按照日常生活經驗”等措辭充斥了判決書,似是而非的推斷取代了法律的邏輯,“誰主張誰舉證”、“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被輕易擲棄——毫無疑問,正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司法錯謬,助推“彭宇案”成了眾所矚目的大事件。

　　因此,一個負責任的、秉持專業立場的二審法院,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對一審進行糾偏,對這一案件本身做出能讓人心悅誠服的 “定分止爭”;它更重要的任務在于,憑借二審判決重塑人們對司法的信仰。如果有這樣的出發點,二審法院對“彭宇案”的審理,從證據認定、審理過程、審理依據、審理結果,都應該是開放且透明的,以此顯示法院公平、正義以及專業的辦案誠意和態度,最終挽回一審判決的負面影響。

　　但很遺憾,二審法院與人們的期待背道而馳,“彭宇案”陷入神秘化,仿佛“不足為人道”。我們看不到對事實的重新認定,甚至連具體審理結果都無從得知。“彭宇案”就這樣悄然落幕,息事寧人的態度昭然若揭,而司法公信力卻雪上加霜。至此,“好人難做”的嘆息不僅沒有得到消弭,反而愈發沉重;司法所具有的塑造、引領社會價值的功能不僅沒有得到彰顯,反而助長了社會道德感和司法信心的弱化。“彭宇案”二審神秘化的惡劣后果,莫過于此。(張若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