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香港4月18日消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昨天出席立法會，介紹第二屆特區政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方案。

　　以下是董建華介紹高官問責制方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各位議員：

　　我在二○○○年《施政報告》里面，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度。我在二零零一年的《施政報告》，比較具體地講述了構思中“問責制”的基本框架。過去兩年，我們聽取了不少社會意見，包括多次來立法會，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我們推行“問責制”的理念和構想，普遍得到社會大眾認同，對此我們深感鼓舞。我今日親自來立法會，向各位議員介紹特區政府計劃今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的“問責制”方案，尋求各位議員支持方案中所涉及的開支撥款、以及修改法例，把法定的職權和能力轉移給問責制局長行使，使到“問責制”能夠按時推行。

　　我在過往兩份《施政報告》里面都特別講到，我們所以要推行“問責制”，是要使到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能夠為他們的施政承擔起責任；使到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理念一致，方向明確；民情在心，民意在握，同廣大市民、立法會、社會各界團體有密切的聯系和溝通；使到施政的優先次序更明確，政策更加全面協調，為市民和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現在，我向各位介紹“問責制”的主要內容：

　　第一，將現在政府最高層的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長，全部列入“問責制”范圍。這些官員將不會是公務員，而是以合約方式聘用的問責主要官員，年期為五年，但不超逾提名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在任期之內，他們各自負責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政策范疇，統領所轄部門的工作，制定政策、解釋政策，為政策作推介，爭取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持，并且為其政策的成敗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并通過行政長官的領導，履行對市民的責任。行政長官有需要時可以終止他們的合約。

　　第二，所有列入“問責制”的主要官員都進入行政會議，以強化行政會議的工作。他們直接參與制定政府的整體政策，決定政策推行的優先次序，協調跨部門的工作事項，使到施政能夠更快捷、更全面響應社會的訴求和切合市民的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會議也包括其它社會人士和立法會議員。

　　第三，實行“問責制”的主要官員，其待遇和現在的主要官員大致上是相同。

　　第四，政策局會進行合并，使到資源分配更加合理，政策內容更加協調。經過合并之后，原來十六個政策局合并為十一個政策局，加上三位司長，涉及實行“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職位一共有十四個，分別是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教育局局長、環境及衛生福利局局長、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經濟發展局局長、工商及人力資源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保安局局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第五，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保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扮演問責制局長與公務員系統之間的重要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定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我們在研究“問責制”方案過程中，了解到一些社會人士的疑慮：認為“問責制”會使到行政長官大權獨攬，認為“問責制”中，既有主要官員，又有常任秘書長，是架構重疊；而且，“問責制”會對公務員的穩定性、以及常任性，他們的專業、中立和廉潔等等造成沖擊。現在，我想借這個機會，先講講這幾個問題。

　　首先，實行“問責制”，有沒有使到行政長官大權獨攬？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于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他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與，根本不存在、也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其權力。而事實上，在即將推行的“問責制”下，行政長官除了向三位司長之外，更進一步向十一位局長下放權力，令到問責制的局長在承擔責任的同時，有充分的權力去制定、統籌和執行政策。

　　實行新制度，我們需要改變的，是每個問責官員要為自己的政策范疇承擔責任。根據“問責制”的設計，局長最后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行政長官對于日常事務的管理，將繼續倚重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協調和統籌，繼續倚重兩位司長統籌跨越多個政策局的工作。對于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所定下的重大議程和重點工作，亦將交由兩位司長統領。例如：過去大半年，政務司司長負責統領香港與廣東省大型基建協調的工作；財政司司長負責統領與內地開展更加密切經貿關系的談判。這樣的工作關系和模式，沒有因為實行“問責制”出現改變。再者，對于加強了功能以后的行政會議工作，政務司司長將以主席身分主持一系列的行政會議小組委員會會議。這些小組委員會將取代目前政務司司長轄下的政策小組。財政司司長亦會主持相關的行政會議小組會議。

　　至于各個政策局之間的關系，我們主要從資源分配更加合理和政策內容更加協調的角度，將一些政策局進行合并。例如，將房屋、規劃地政進行合并，將運輸和工務進行合并。在進行這方面的合并時，我們反復考慮過怎樣才是最合理的組合。我們沒有，也不應該有既定的數目，方案完全是根據實際需要和過往累積下來的行政經驗決定。我們現在提出的方案，是目前為止最適當的組合方案。

　　為配合落實“問責制”，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工作由他負責。

　　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功能，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基礎。

　　我上面所講到的這些調整，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使到各級問責官員之間更明確自己的責任，更加緊密團結，工作更協調和更加順暢。因而，更有利他們制定、統籌和執行政策，發揮更好的施政效能，以符合社會大眾的要求和我們的期望，適應香港正面對的嚴峻挑戰的環境。另外，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整個特區政制的制衡安排，包括對行政長官、對行政機關的制衡，完全沒有因為實行“問責制”而有所減少。立法會仍然扮演制衡政府的獨特和重要角色。

　　我們實行“問責制”，根本上要解決的，是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延續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可以響應社會訴求，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臺。但是，現行的公務員制度下的終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與這樣的社會訴求并不符合。另一方面，隨著香港回歸祖國，行政長官通過選舉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亦由選舉產生，新聞界變得更加進取和尖銳，導致政府運作和政策制定，不但受到更大的公眾監察和壓力，而且，還要求主要官員除了履行法定的職責之外，從事或兼顧更多的社會政治工作。但是，現在的公務員制度所要求公務員擔當的傳統角色，與時勢的要求產生很大的矛盾。

　　如果我們直接在公務員體制當中實施“問責制”，也可以達到問責的目的，但代價是一個常任、專業、中立，運作多年，累積了豐富行政經驗的體制和架構可能會因此消失。因此，我們在現行公務員制度上面，加設一個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應的聘任制度，是合適的做法。

　　在新的制度下，實行“問責制”的主要官員不是公務員，他們不再受到原來公務員制度的約束，而是分享共同理念，共同施政目標和使命。“問責制”提供的條件，使到他們在施政過程中，必定會緊密同市民溝通和聯系，更加加強與立法會、傳媒的工作關系。因而，他們的工作會得到社會各界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我剛才講到，我們一定要在確保現行公務員架構穩定、延續的大前提下，推行“問責制”。我們不但要做到這一點，而且，還要通過實行“問責制”，確保公務員體制的優點，包括常任、專業、中立和廉潔等，都得到保留和發揮得更加好。這些優點是我和日后的問責官員極希望能夠保留的，我亦相信是社會希望能夠保留的。因為這關乎到特區的有效管治。有了主要官員“問責制”，盡管政府面對不斷增加的社會、政治壓力，需要做更多政治工作，公務員仍然能夠專注地充當政策執行者、意見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我們特別強調在公務員體制里面，仍然要保留D8常任秘書長的重要職級。這也是為了要保持公務員體制的完整性，保證公務員體制能夠繼續吸引最優秀人才，使到社會最優秀的人才愿意投身公務員行列。為了突出我們對公務員的重視，我們決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必須從資深公務員中調任，保證這個問責官員對公務員體制和隊伍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由于他是行政會議成員，他不但能夠將公務員的訴求和利益帶入決策層，同時，也能將決策的過程及考慮向有關的公務員同事介紹，確保政策推動的過程是全面和順利的。

　　大家都關心到落實“問責制”對政府財政開支的影響。由于實行“問責制”造成的額外開支，特區政府將會在未來一年之內，通過內部架構的調整等方式還原。此外，第二任行政長官在未來五年的薪酬基本上維持現時水平，除跟現有機制作出必須的調整之外，不會因“問責制”而有所增加。至于第三任行政長官的薪酬及其它待遇，我建議由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進行研究。

　　各位，我們相信，特區政府為響應市民訴求而實行的“問責制”，將會為施政帶來一個全新的面貌，出現兩個明顯的變化：一個是由于問責官員要承擔責任，他們就要重視民意，更要體察民情和勇于面對市民大眾，以政績表現贏取市民大眾的信任和支持。這樣，特區政府將變得更加開放，更直接聽到市民的聲音，更能夠及時響應市民的訴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礎的政府。另一個是通過“問責制”組成的特區政府決策團隊，必定能夠目標更明確，方向更一致，在推動政策時更加善用資源，更顧及優先次序，行政和立法的關系會得到加強，因而，也更有效率和更負責任地為市民大眾服務。

　　多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