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江澤民將于10月22日—25日訪問美國。近期他在會見美國人士時多次表示，我期待著同布什總統就中美關系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以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進一步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

　　江主席訪美前夕，本刊約請首都三位國際問題專家發表筆談，展望中美關系的發展前景。

　　塑造更具韌性的中美關系

　　江澤民主席即將訪問美國，舉行自今年2月布什總統訪華后中美首腦的第二次會晤，這將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

　　眾所周知，受美國近年來保守主義外交哲學的驅動，布什這屆政府上臺初期，在中國問題上態度可謂相當強硬，加之發生“撞機事件”，中美關系一度受到猛烈的沖擊。但兩國領導人從戰略高度出發，盡快處理“撞機事件”，才沒有給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硬傷，并迅速重新啟動了中美關系回歸正常的進程。繼美國務卿鮑威爾去年7月訪華后，布什總統即使在發生“9·１1”恐怖襲擊的情況下，仍于去年10月赴上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首腦會晤，均表明美國對中國的高度重視，雙方都在探索一種相對較長時間內能規范兩國關系發展的框架。以目前而言，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成為中美雙方高層的主流期望。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美國內始終存在兩種不同聲音，以鷹派、右翼等力量為成員的一派敵對意識依然強烈，把中國看作是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力主發展美臺關系。國防部出籠的《中國軍力評估報告》及國會委托美中關系委員會出籠的《美中經濟關系對美國家安全的影響》兩大報告，都反映了此一派在對華問題上的消極認識與強硬傾向。另一派則認為中國的發展具有“不確定性”，但中國仍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美要重視中國。“9·１1”事件后，由于需要爭取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反恐合作，布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更多傾向于第二種聲音。這一“砝碼”作用確保了中美關系主體穩定的局面沒有受到嚴重干擾，兩國關系改善的軌跡也逐漸明顯。自今年6月開始，布什總統多次敦促國防部恢復美中軍事交流。陳水扁出籠“一邊一國論”后，美政要多次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獨，美國防部對華立場原本不甚客氣的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甚至明確提出反對臺獨。8月下旬訪華的美國務院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在北京宣布，美國已將在中國新疆活動的“東突伊斯蘭組織”列入美國的恐怖組織名單，并將凍結這個恐怖組織成員的資產。美國的這一政策認定，進一步注解了中美雙方在反擊一切恐怖主義問題上的內涵，為反恐怖時代的中美合作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當然，坦率而言，建立一種主調積極的中美關系仍然任重道遠，兩國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并未因“9·１1”而煙消云散。這首先表現于：中美雙方仍存在戰略猜疑。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近來常被一些美國精英認為是現代的羅馬)，謀求對世界的主導是其必然的思維取向，而從傳統地緣戰略思維而言，控制歐亞大陸、防范任何一個大國崛起挑戰則是實現此一戰略的關鍵。中國崛起的壯觀景象，當然不為美國一些對華不友好的力量所樂見。因為任何大國的崛起，必然伴隨國家利益的地理范圍的逐步擴大，這也正是美國認為中國是“最不確定、最難掌控”的大國的原因。如果擔心崛起的中國抑制美在東亞的影響，挑戰美亞太利益，那么，這種所謂新興大國與現存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注定美對華戰略猜忌是長期的，不會輕易改變的。

　　“9·１1”使布什政府改變了美國的安全環境。隨著反恐怖成為壓倒一切的議事日程而逐步展開，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軍事環境因之發生很大變化。美國的反恐主要在從東北亞到南亞和西亞這條動蕩的“弧形地帶”展開，集中在中國的周邊；美國要打壓的所謂“邪惡軸心”也在中國周邊，這對念念不忘“大國挑戰”的美國內強硬派而言，反恐怖正好可找到與謀霸的結合點，即兼顧反恐與消除傳統大國挑戰。在地緣戰略態勢上，一方面，中美在反恐問題上有共識、有合作；另一方面，美以反恐名義經營我周邊與我穩定周邊的外交努力目標不盡一致，從而難免出現猜疑而導致戰略競爭。

　　其次，在臺灣問題上，布什一度相當親臺，可謂美自中美建交以來最親臺的一屆政府。他曾要明確美在臺問題上的立場，把對臺戰略由“模糊”變為“清晰”，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協防臺灣”。在上述傾向的主導下，美對臺軍售、美臺安全關系全面升級，美臺政治接觸層次也在提高。從國家主權和統一前途而言，臺灣問題代表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正如本土防衛代表美核心國家安全利益一樣，中國不可能在原則問題上做交易。中美在臺灣問題上仍會有斗爭，但臺海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軍事沖突。中美之間在此一問題上仍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如反臺獨、維護臺海穩定等。

　　再次，在反擴散問題上，對美而言，反擴散與反恐怖一樣居于重要地位，因為一旦恐怖分子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對美造成生死攸關的威脅。武器擴散問題被認為是檢驗美中關系的試金石。美在此問題上動輒對我采取制裁。美在今年7月宣布對9家中國公司實施經濟制裁。這是美方在19個月內對中方實施的第5次制裁行動。美還無視中方的一再要求，繼續維持禁止美方公司利用中國火箭發射衛星的制裁令。但是，美在尋求中方在反擴散問題上合作的同時，卻繼續擴大對臺軍售。從眼前和長遠利益而言，不擴散對于中國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大國中，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像中國一樣擁有如此多的掌握核生化武器(能力)的鄰國或地區，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而言不是福音。中國公布新的導彈出口管制條例不是要尋求一種交易，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舉措。可以說，反擴散問題上中美有著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雙方的努力與協商均需考慮兩國核心的國家安全利益。

　　當然，中美關系面臨的問題還有一些，其對中美關系會產生何種影響，取決于維系這種關系的客觀基礎和決定這種關系重要性的因素。蘇聯解體后，中美關系定位處于模糊不清狀態，美國內對華“敵友論”(競爭對手、戰略伙伴)也時起時伏。但客觀地說，雙邊關系并非缺乏依托，恰恰相反，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其內含更為復雜，構件更為豐富，對雙方的戰略利害更大，已完成了新基礎的重塑過程。某一具體方面雖不足以支撐整個中美關系，如反恐，但這種關系已深入到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個層面，使得中美關系基礎更具復合性特征：中美在反恐怖問題上正展開合作，在全球包括美國經濟不景氣之際，中美經貿活力畢現。今天的中美貿易是建交時的32倍，兩國人員交往規模擴大，在政治及地區問題上磋商增多。這種“復合性基礎”正是“中美關系太復雜，不能用一個詞或一個詞組描述”的具體表現，在中美關系發生問題時其承重能力已得到檢驗。

　　但應看到，這種內涵豐富的構件不一定始終自動發揮合力來穩定雙邊關系，塑造雙方關系的基礎仍需努力辨別其構件的性質，以強化其積極面，控制其消極因素。一般認定這種基礎構件大體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天然性的基礎。如貿易與投資合作，對雙方有重大戰略利益，是雙邊關系“穩定的基石”；二是經過努力可以成為基礎性的因素。如反恐、亞太安全合作及有關戰略意圖方面的認知，包括軍事關系在內，這其中各自都有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的因素，雙方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內不同部門和地區利益的影響，因而成為增信釋疑的最主要方面。三是惟一可能成為破壞性的因素，主要表現在臺灣問題上，斯考克羅夫特甚至認其為中美關系中“惟一真正的矛盾所在”。不過，盡管布什這屆政府最為親臺，但并不希望臺獨勢力自主發展而沖擊中美關系，對陳水扁誤解美方立場已有警惕。中國可以強調雙方在維穩(臺海)和“反獨”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智相謀，夯實中美關系高于美臺關系的戰略共識。

　　中國悄然崛起實質上已將自己置于一種戰略主動，但不意味著以挑戰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一國的國家利益為己任。隨著中國崛起，中美關系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雙邊關系”，對此兩國政要和精英人士都會有與日俱增的清醒的戰略認知。即使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這些敏感問題上，阿米蒂奇也表示期望“將這些刺激因素轉化為美中關系的一種更為積極的力量”。這表明雙方將在坦率面對分歧的同時，力圖找到辦法解決問題。中美雙方“內在價值”終將把中美關系推向成熟。中美兩國國力同向增長表明，中國崛起不必然導致美國衰落，中美兩國國家利益不僅不必然具有對抗性，而且有巨大的通融性，這是兩國面臨的戰略現實。中美兩國在廣泛的領域合作被美方認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江主席此次訪美將有助于為未來幾年中美關系的穩步積極發展定下基調，以促進中美關系相對穩定發展。(作者：傅夢孜)

　　中美關系步入良性互動新階段

　　中美兩國元首在同一年內進行有來有往的高層互訪，在中美關系史上堪稱佳話，表明中美關系正步入一個良性互動的新階段。

　　回顧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中美關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政府執行什么樣的對華政策。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在中美關系這一對矛盾中，美強中弱，美攻中守，美國始終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因之也成為決定中美關系改善狀況的主要因素。美國的對華政策受國內政權更迭及黨派斗爭的制約，經常呈現兩面性和搖擺性的特點，不時對中美關系造成沖擊。

　　上述分析同樣適用于布什政府。在布什政府執政21個月的不長時間內，中美關系又一次經歷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而這種“馬鞍形”的出現主要是布什政府對華政策“前緊后松”的結果。隨著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由強硬向務實方向調整變化，中美關系也由僵冷向“建設性合作”方向發展。

　　布什政府去年初接管政權后，一度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從各個方面加大對華壓力，從而導致中美關系出現新的曲折和反復。布什政府的高級官員曾公開聲稱，上屆克林頓政府關于致力于與中國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主張是錯誤的，中美之間是一種“戰略競爭關系”；宣揚“中國威脅論”，強調美國應采取切實措施“遏制中國的崛起”；在“人權”、“武器擴散”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并支持“法輪功”邪教分子的反華活動；在臺灣問題上，公開放棄“模糊政策”，揚言一旦臺灣“受到攻擊”，美將根據《與臺灣關系法》“協防臺灣”，并在對臺軍售上采取數質全面升級的行動。

　　“9·１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逐步向務實和積極方向轉變，對中國領導人維護中美關系大局的種種努力作出了良好反應，從而使中美關系再次走出低谷，步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大事，當屬布什總統在短短5個月內的兩次“創記錄”的訪華之行。第一次是去年10月布什總統不顧“9·１1”事件發生不久急待處理的反恐要務，如期出席上海“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首腦會議，與江主席舉行會晤，就中美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達成重要共識，成為中美改善關系的新轉折點。第二次是今年2月布什總統于中美《上海公報》簽署30周年的歷史性日子再度訪華，與江澤民主席就發展中美關系達成一系列共識。中美首腦會晤為中美關系的“轉陰為晴”打下基礎。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變化有著深刻的背景，是“9·１1”事件引發的美全球戰略大調整的一種必然結果和反應。從“9·１1”事件以來布什政府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核態勢審議報告》、《國防報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文件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看，此次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最深刻的一次戰略大調整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是：一，突出反恐作戰和美國的國土安全，以恐怖組織及其庇護國為主要對手和打擊對象，以恐怖襲擊作為對美國最現實的威脅；二，對付這種隱藏在暗處的對手和“不對稱威脅”，美國過去長期奉行的“遏制”和“威懾”戰略難以發揮作用，必須依靠美國的軍事優勢，改行“先發制人”戰略，主動出擊，四處尋敵，將恐怖威脅消滅于萌芽之中；三，適應反恐作戰的現實需要，美國必須努力與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改善關系，尋求它們的支持與合作。美國深知，無論美國有多么強大，也無力兩線作戰，全面出擊；若不能穩定與其他大國的關系，美國的反恐作戰就難以順利推進和獲勝。“9·１1”事件后，美以反恐作戰為牽引，尋求與中國新的戰略利益匯合點，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就是美全球戰略大調整的一項重要內容。

　　布什總統多次聲稱，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剛剛開始，“這場戰爭將如同冷戰一樣艱巨而持久”。因此，可以預言布什政府的上述戰略大調整及與之相伴隨的對華政策調整也不會是轉瞬即逝的。盡管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和搖擺性依然存在，美國對華政策總體趨向務實和靈活的調整，將為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創造較為有利的條件。中美關系的穩定和發展，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將有利于亞太安全和世界和平。(作者：薩本望)

　　經貿是穩定中美關系的“壓載艙”

　　自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關系一直穩步而快速地發展，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經貿關系并未受兩國政治關系波動的影響。在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的21世紀，經貿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礎，擁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意義。

　　回顧中美關系2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兩國經貿關系一直穩步而快速地增長。就拿貿易來講，除了個別年份略有回落外，雙邊貿易總額始終保持著穩步增長的勢頭。從1979年到2000年，中美貿易總額平均年增長，按中國官方統計為17.7%。到2000年，中美雙邊貿易額按中美雙方統計分別比1979年增長了30倍和49倍。這期間，中美政治關系經歷了多次的大起大落，但并未對兩國經貿關系造成多大影響，有時只不過引起短暫的小回落。

　　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不僅穩步，而且還快速。1990年以來，美國對華出口額，雙方統計都是年均增長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國出口平均增長速度，居美國對各國出口增長速度的前列。中國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同樣，美國也是中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目前，美國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美最大的貿易逆差國。

　　中美經貿關系的另一重要內容就是投資，主要是美國對華投資，其總態勢也是穩步而快速地增長。截至2002年3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共計34492個，實際投入金額為358億美元，協議金額為704億美元。除香港、臺灣地區之外，美國居各國對華投資的第一位。美國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一半以上在華投資。

　　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的前景非常廣闊。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經濟的互補性極強。有的專家認為，自1978年以后，中美經濟的相互依賴性逐漸增大，現在已經出現“同喜同憂”的現象。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會更加密切。據美國一項預測顯示，中國加入世貿后，吸納外資將會大幅度增長，由近年平均每年吸納400億美元增加到每年吸納1000億美元左右，增加部分中有相當多的將會來自美國。同時，中美貿易也將有大幅度增長。新經濟已經興起，預計新經濟在21世紀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而美國則是新經濟的龍頭，它目前所面臨的經濟衰退并不會動搖它的這種地位。

　　這些年來，中美經貿關系幾乎成了維系中美關系的最重要的紐帶，并且是雙邊關系中發展最穩定、最迅速、最順利的部分。現在，中美經貿關系的意義已經超出了純經濟層面，越來越有安全戰略和外交戰略層面的意義。雙方通過經貿交往，不僅獲取各自所需的經濟利益，而且還得到了戰略上的利益。經貿關系的發展正在對總體上的中美關系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發展中美經貿關系有利于中國增強國力。弱國無外交，同奉行強權政治的國家發展關系更是如此。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緩和對華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識時務的政治家看到了中國的國家實力正日益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是一個可以借重的戰略力量。如果中國仍然是貧弱、落后、分裂的狀況，美國是不會積極與中國接近的。

　　所以，不斷地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是保持中美關系繼續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要增強國力，就必須緊緊抓住發展這個主題；要發展經濟，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就離不開同別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經貿關系。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積極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分不開的。就拿外貿來說，2000年，中國GDP達到1萬億美元，同時進出口總額達到4500億美元，其中出口2450億美元。如果沒有這樣規模的外貿，特別是出口，上述GDP規模是不可能實現的。據有關部門測算，1997年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達到31%；同年中國的出口拉動了GDP增長近2.74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到中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特點及其對國內生產擴張產生的“乘數效應”，外貿的重要地位還應加高一檔。所以，在21世紀，中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戰略，大幅度增強國力，就必須大力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美國是當今頭號發達國家，其經濟總量占世界近1／3，并且科技水平高，所以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貿往來對象。經貿是美國發展對華關系的重要動力。美國是個靠經濟和貿易立國的國家，追求經濟利益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標之一。冷戰結束后，美國一直將擴展經濟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之一，為此它不可能放棄中國這個新興大市場。經貿關系是互利雙贏的，就是從國外進口產品，也并不只是能換取出口的條件。據專家測算，目前美國從中國進口，可使消費者每年節省100億美元，通貨膨脹率下降3%。從這個角度講，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也不是別的國家可替代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布什政府上臺初期在聲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的同時，卻一再表白中國是美國貿易上的伙伴。“9·１1”后，布什在四個月內兩度來華，所談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促進中美經濟合作。在目前世界經濟普遍不振，中國被看好將成為世界經濟新的發動機的情況下，加強同中國的經貿合作對美國來說更加緊迫。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美國發展對華經貿關系還有另一個意圖，就是促進中國向“民主化”方向發展。

　　經貿是穩定中美關系的“壓載艙”。冷戰結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然而，中美關系并未因此而止步不前或完全倒退。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經貿逐漸成為維系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越來越密切的經貿關系構成了兩國政治關系發展的強大動力。從克林頓政府決定讓最惠國待遇問題與中國人權問題脫鉤、與中國達成加入世貿問題協議，到布什政府批準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伙伴國待遇，都體現出經貿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穩定中美關系上的作用。美國亞洲協會主席卜勵德先生稱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載艙”，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有了這個“壓載艙”，中美關系這艘大船才能穩步前進，而不致于被突然襲來的狂風巨浪掀翻。

　　經貿關系除了滿足雙邊的直接經濟利益并由此構成發展雙邊關系的直接動力外，客觀上還間接地為發展中美關系構筑基礎。就拿美國來說，政府決策是受到利益集團和公眾輿論的制約的，影響這兩種力量是發展中美關系的基礎工程。首先，密切的經貿關系促使美國的企業界重視并支持政府發展中美關系，現在企業界已經成為美對華實行接觸政策的最主要支持力量；其次，經貿關系會帶動人員的交往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這有利于促進美國公眾對中國的了解，進而破除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妖魔化”宣傳，同時也有助于減輕政府在發展對華關系時所受到的國內壓力。對中國來說，也存在著類似的效應。總之，中美經貿關系越密切，中美關系的基礎就越堅實，總體的中美關系就越穩定。(作者：劉建飛)

　　(稿件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