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今年12月3日晚8時，四川省疾控中心有關人員，為成都市大茜亞夜總會的一百多名服務人員舉辦了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知識講座，并現場發放了安全套。據四川省疾控中心有關人士透露，下一步還要將這種公開干預行為向賓館、酒樓等其他“高危場所”推行。

　　1985年至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泰國推行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運動，10年間成功預防兩百多萬人感染艾滋病。基于國際經驗以及中國逐漸變得嚴酷的艾滋病蔓延的現實，我國于2000年首先選擇了武漢黃陂、江蘇靖江作為試點，啟動了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項目。但這一措施卻在我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魚和熊掌能否兼得

　　“推廣安全套就等于發放性執照”，對“100%使用安全套”這一措施持反對意見的人幾乎都這么認為。

　　在某雜志社工作的劉女士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市民的誤導，特別是對青少年。”曾在某迪廳工作過的李先生對記者說：“是不是在娛樂場所只要使用安全套，賣淫嫖娼就被默許了？成都的這種做法似乎承認賣淫嫖娼的合法性，與我國的國情、法律、倫理道德觀相沖突。”

　　在采訪中，記者注意到，與李先生觀點一致的人不在少數，他們認為這種做法無異于承認賣淫嫖娼行為我們一定要打擊，但是目前還打不凈，所以要求那些“漏網之魚”在交易時別忘了使用安全套，把性病的比例降下來。

　　內蒙古擎正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耀輝在接受采訪時說，在一些國家是沒有賣淫嫖娼這個詞的，有些國家妓院的行當是要納稅的，如果在那些國家的某些場所，發放安全套，當然是好事。但在我國，想在一邊禁止的同時一邊制度化地提供幫助，是很不現實的，在執法上也必然呈現混亂。

　　對于上述觀點，試點工作的推動者中國疾病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健康教育與行為干預室主任吳尊友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說，在娛樂場所中推行“100%使用安全套”的工作之所以要由政府出面組織，絕不是說政府對賣淫嫖娼持默許態度，而是因為只有政府才有組織、協調和評價以致最終決定是否推廣這項工作的能力。在娛樂場所推行“100%使用安全套”并不意味著政府就不再打擊賣淫嫖娼的違法行為。在打擊賣淫嫖娼的同時，我們不能放任任何可能發生的性病、艾滋病傳播的危險。“魚和熊掌怎能兼得呢？”針對吳尊友博士的說法，李先生提出了質疑。

　　能否保護大多數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廣告經理對這一措施不假思索地表達了贊成的態度：“在無法根本禁止賣淫嫖娼的情況下，只要其存在，就有艾滋病性病傳播流行的基礎。因此，有必要采取針對性措施。”他認為，那些反對者只看到了對少數人的保護，而沒有看到推廣安全套使用不僅是保護那些從事高危行業的人，更重要的是保護最廣大群眾的身體健康。

　　盡管在我國目前已經檢查出來的艾滋病感染者(HIV陽性)中，通過血液傳播(吸毒時的共用注射器以及賣血和輸血)的人占大多數，但是在許多普及宣傳材料中，仍然把性傳播列為第一重要的傳播途徑。在我國正式的疾病分類里也把艾滋病歸入“性傳播疾病”。

　　根據北京市監測數據顯示，傳播途徑以靜脈注射毒品和經性接觸傳播為主，分別為36.88%和22.94%。一旦艾滋病病毒轉到以性傳播為主，面對中國上億的流動人群，艾滋病的控制工作將更為艱難，不啻為一種災難。

　　一位艾滋病控制專家說，嫖客在與暗娼進行性交易時如果沒有安全保護措施，是極易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而他們所有人的身上并沒有貼上可能已經感染的標簽，他們回家就有可能把性病或艾滋病傳播給他們的配偶或女友，成為向普通人傳播艾滋病的橋梁。他說，有研究證明，妓女和嫖客的傳播危險比一般人群要高數倍。因此，在這些地方推廣“100%使用安全套”，是為了多數民眾的防病需要和安全健康。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潘綏銘教授認為，中國人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安全套的作用：由于中國人在艾滋病風險越大的性行為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來(1999年5月至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傳播的可能性，已經被再度地縮小，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2000年的性病報告率下降了。

　　潘綏銘教授說，在性產業中實行“100%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傳播可能就不再是大問題。

　　“依法治病”還要多久

　　在這場爭論中，政府的作用成為一個核心的問題。

　　記者從11月27日的第四屆性病、艾滋病防治宣傳教育研討會暨艾滋病宣傳調研活動匯報會上獲悉，中國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人員根據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可能的干預力度，設計了幾種艾滋病流行預測方案。

　　其中維持現狀的最悲觀方案認為，保持目前的增長趨勢，2010年感染人數將達1200萬人。盡早采取控制和預防措施的最樂觀方案認為2004年時現患率開始減慢增長，2010年感染人數將為220萬。

　　預測方案的研究人員說：“國外的教訓證明，如果流行的早期不在宣教和干預上加大投入，舍不得這筆錢，到流行的中期就不得不拿出十倍甚至更多的資金用于病人治療；而到流行晚期，艾滋病病人的治療將要耗盡幾乎所有的衛生資源，甚至導致整個衛生服務系統崩潰。”對于政府在此期間的作用，北京大學教授、衛生部預防艾滋病專家委員會委員邵秦明確指出，面對艾滋病的挑戰，政府不能沉默。

　　作為政府干預的主要手段，世界上一些國家已經將故意傳播艾滋病定為重罪，但是中國還沒有關于艾滋病的專門法律。目前，針對艾滋病預防和控制，中國現行的政策、法規不但滯后，而且與防治工作中的一些敏感控制措施存在著矛盾。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關于艾滋病防治的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但擬議中的預防與控制艾滋病條例至今尚未通過。

　　衛生部有關人士表示，走法治之路是防治艾滋病的一條正確道路。看來“依法治病”已是共識，但很多具體環節仍讓法學界專家感到困惑。比如，在賓館甚至大學推廣使用安全套會不會帶來道德墮落？為一些暗存的賣淫嫖娼者提供保護健康的知識是不是一種違法行為？對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的管理怎樣兼顧法律、物質和可操作等多個問題？以及社會公共安全和個人權利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

　　相關資料:中國艾滋病現狀

　　根據衛生部公布的數字：到今年上半年止，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總人數已增長到近100萬，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艾滋病正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迅速蔓延散播。據專家預測：如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超過1000萬人。一項權威報告顯示，在未來10年，艾滋病流行造成的損失將不少于225億元。

　　(文章原載于《法制日報》，作者：程偉、崔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