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近來，有關“私人偵探”的消息頗多。10月30日有消息說，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對“偵探公司”開禁了；緊接著，重慶市第一例以“邦德”注冊的調查公司的商標及標徽注冊成功；12月4日，以這家公司為發(fā)起人的中國私人偵探峰會在重慶舉行。一時間，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私人偵探”業(yè)大有名正言順的勢頭。

　　然而，12月5日，上海一家媒體援引中國國家工商總局有關人士的話說：“我國早已明令禁止‘私人偵探社’，絕不允許私下操作。”報道還說，中國國家工商總局的負責人嚴厲指出，“我國至今尚無一例‘私人偵探社’注冊成功。那些所謂‘私人偵探公司’，都是打著咨詢公司的旗號，超范圍經營。對于‘打擦邊球’的公司，按規(guī)定應該嚴厲處罰。”

　　所有這些報道著實把人搞得有些糊涂，老百姓不知道它究竟該算什么，所謂的“從業(yè)者”們更是迷茫：是繼續(xù)“打擦邊球”，求得“夾縫”中的生存，最終走入正軌？還是死路一條，終歸難逃取締的命運？

　　帶著這些疑問，有人從廣東省深圳市某過街天橋處抄了3個自稱可以提供“偵查”業(yè)務的公司的電話，挨著個打下來才發(fā)現(xiàn)，這個沒有合法身份的職業(yè)存在的問題還真不少。

　　——第一個：“別管合法不合法，幫您辦成事不就成了” 　

　　接電話的是位小姐。打電話者自稱丈夫要到深圳出差3天，因懷疑他有外遇，所以想請個偵探幫忙調查清楚他的行蹤，并取得他有外遇的相關證據(jù)。

　　一聽是這事兒，小姐的語氣顯得有些興奮：“您找我們算是找對了，您說的這種事兒，我們公司接得多了，相當有經驗。沒問題，我們保證出色完成任務。”

　　接下來，她要求對方提供被跟蹤的人在哪個關口入關、住哪家酒店以及他的相貌特征等情況。對于整個調查過程要收多少錢，小姐遲疑了一下，略顯神秘地說：“這可不好說，要看具體情況而定。如果他有專車接送，包括經常“打的”，那我們的收費就相應高些，一般一個星期收2000元；如果他不乘汽車，我們的收費一般是一個星期1500元。”小姐還特意補充道：“不管最終調查結果是什么，您都必須先付50%的訂金，而且訂金是不退的。”

　　“為什么不退？我覺得這不合理。”對方提出了異議。

　　“唉，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要不事情辦成了，您不給我們錢，我們找誰說理去呀？”小姐的聲音中似乎透出一種無奈。

　　“你們是有保障了，可我怎么知道你們就一定能給我辦成事？再說，你們取得的證據(jù)能被法官采信嗎？”打電話者有些不滿。

　　接電話的小姐連忙保證說：“您一千個放心，我們公司干這行也不是一年兩年了，如果我們不講信用也不會干這么長時間。說實話，您委托我們辦的業(yè)務是我們公司的主要經濟來源，客戶就是上帝，我們怎么敢跟上帝撒謊呢？”

　　“你們公司的全稱是什么？我到哪兒能找到你們？”

　　“XX事務調查所，我不能告訴您我們的地址。”小姐的回答簡短而明確。

　　“你們怎么不叫××偵探公司呀？再說，為什么敢承接業(yè)務不敢公布地址呢？”對方不解地問。

　　“偵探公司那是俗稱。您也許不知道，我國現(xiàn)在不允許注冊偵探公司，所有干我們這行的都得用別的名字。我也不瞞您，接您的這種業(yè)務，我們公司實際上就是超范圍經營，如果再大張旗鼓地告訴人家我們的地址，不是找被查封嗎？”小姐的解釋聽著挺實在。

　　“也就是說，你們是在非法取證嘍。”“您別說那么難聽，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反正我們能幫您辦成您自己辦不成的事兒，不就行了。”小姐開始有些不耐煩，“您到底想不想委托我們？要不您再找別的公司問問，其實都一樣，辦這種業(yè)務的沒有誰有合法身份。問清楚了您再和我們聯(lián)系吧。”沒等對方反應過來，那邊已經掛斷了電話。 　

　　——“難辦的事兒收費肯定高”

　　“偵探阿彪為您服務。”

　　“我們公司生產的一種膨化食品被別人仿冒了，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的生產基地就在深圳，想請你查清他們的具體地址、負責人以及生產規(guī)模和仿冒了多長時間等情況，你能辦得到嗎？”打電話者提出了要求。

　　“沒問題，這種事對我來說小菜一碟。不過您得給我提供些更詳細的情況，要不大海撈針，花的時間肯定長。”阿彪顯得胸有成竹。

　　“整個事情辦下來得花多少錢？能告訴我你們這行的收費標準嗎？”

　　“現(xiàn)在還沒有這種標準，收多少要看事情的難度而定，難辦的事兒收費肯定高。”阿彪不肯說出具體數(shù)目。

　　“您還是給我一個大概的數(shù)字吧，說實話，我也問過其他公司，他們的報價太高，我想有個對比。”

　　“嗯……”阿彪猶豫了一下，像是在心算，“6000元吧。”幾秒鐘后，阿彪給出了報價。 　

　　——“我也是一個學過法的人” 　 　

　　打電話者開宗明義，一上來便聲明：“近來關于‘私人偵探’的消息很多，想請您談談自己的看法。”

　　本以為對方會拒絕，沒想到，他痛快地答應了。

　　“您也別問我叫什么，就叫我老張吧。對我們這行，我還真有好多話想說。”老張是個健談的人，話匣子一打開，打電話者簡直插不上話。

　　“我也是個學過法的人，偵查權屬于國家刑事偵查主體，這我懂，什么叫侵犯隱私我也知道，法律上不允許我們存在，我心里也明鏡似的。可為什么我們的生意越來越火，有關部門真該好好想想，我覺得老百姓有需要，就說明我們的存在不是毫無道理。”

　　“我們確實沒有‘偵查權’，但擁有‘調查權’。設想，一位妻子想去調查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忠實，誰會質詢她有沒有‘偵查權’？反過來說，這正是她的‘知情權’！而我，就是這位妻子授權的代理人。正因為我們沒有‘偵查權’，所以采用的都是‘合法手段’。我們非常謹慎，只有這樣才能走下去。”

　　“說我們侵犯別人的隱私，我也不承認。我認為‘了解隱私’和‘侵犯隱私’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發(fā)現(xiàn)了被調查者不為人知的情況，只是‘了解隱私’，如果我們把調查結果擴散出去，給對方造成了傷害，這才是‘侵犯隱私’。”言語中，老張忿忿不平。他覺得，社會對干他們這行的人太缺乏了解了。

　　老張說，他不承認自己是“私人偵探”，他說：這個稱呼是媒體炒作后硬扣在他們頭上的，他的公司是個調查公司，所以該稱呼他調查員。

　　——社會各界的反映

　　在中國國內，“私人偵探”還不是一個合法職業(yè)，但卻有一定的社會需求，使正在從事這項工作的“私人偵探”們的日子還算好過，也算得上社會中的高收入階層。也正因如此，雖然名不正、言不順，想邁進這道門檻的人卻一年比一年多。

　　內蒙古通遼市的張耀輝律師說，從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來看，“私人偵探”遲早會成為一項職業(yè)發(fā)展起來，目前這種地下生存狀態(tài)只是暫時的。據(jù)他所知，已經有法院認可了“私人偵探”提供的證據(jù)，司法制度上開了口，就會有人愿意從事這個職業(yè)。再者說，誰主張誰舉證，這對于毫無法律知識的一般百姓而言，是相當困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私人偵探”有他存在的空間。

　　但是，相關職能部門在對民間調查公司的管理上處于缺位的狀態(tài)。

　　深圳市物價局負責接聽投訴電話的人士對所謂的“偵探公司”無統(tǒng)一收費標準的解釋是：此類民間調查公司屬超范圍經營，應該由工商部門管，物價局似乎可插手的余地不大。該市某區(qū)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在聽到情況反映后表示，如果這些調查公司真的超范圍經營，那么依法律規(guī)定應處以1萬至10萬元的罰款，直至被吊銷工商執(zhí)照，但工商部門從沒接到過這方面的舉報，因此也沒有進行過此類查處。某公安局有關人士則稱，對“私人偵探”，盡管公安部已有明確規(guī)定，但目前公安機關并無專門部門進行管理。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孟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