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購車審批

　　盡管鄧小平在上海桑塔納項目上有特批，但當時的國家計委堅持“下不為例”，造就了桑塔納多年獨孤求敗。因此80年代合資放開后，國內的汽車并沒有立刻顯著增加。陳祖濤說，國家沒有放開私人購車的限制也是主要原因。改革開放初期，官車嚴格按等級實行配給，高級干部才配用轎車。

　　借著放開合資的契機，在陳祖濤等人的多次建議下，國家逐漸放開了私人購車的限制。

　　198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農民個人或聯戶購置機動車船和拖拉機經營運輸業的若干規定》，從政策上第一次明確了私人購置汽車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1985年7月3日，上海舉辦了國內第一次國際汽車展，世界上73家汽車公司參加了車展，7月3日開幕當天2萬觀眾涌入展館，中國第一批車迷形成。

　　不過，當時部分主管部門領導仍對私人購車存有異議。社會上流傳一種聲音：私人買車后，石油資源不足怎么辦，道路擁擠怎么辦？

　　“那時候由各地物資局審批開票購車，有錢也買不到車，購車得先掛靠單位，以單位名義買車。”奇瑞經銷商王長謙回憶說，有些“有路子”的人能通過關系在友誼商店買到外國使館的二手車。

　　江蘇鎮江的楊先生1986年買了當地第一輛私家車，由于不知道如何管理，當地交警給他的車安上了一個摩托車的號牌。可笑的是，1978年他買摩托車時，上的卻是自行車牌照。

　　80年代，即使有車也無法開，因為學車同樣需要掛靠單位，沒有單位證明不能參加駕照考試。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回城知青希望能夠當上駕駛員，通過各種途徑掛靠單位學車。由于學車人數陡增，車管所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對各單位駕駛員人數以實際擁有車輛數為準，一輛車只能配備兩名司機，沒車的單位不允許學駕駛。由于學車熱潮不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費的專業駕校出現。

　　鄧小平南巡后，掛靠單位憑票限量購車有所松動。1992年，法拉利在亞運村會展中心進行了一次展賣，最后一天，曾經的北京首富李曉華以13.888萬美元把這輛法拉利買了下來，成為全國第一個法拉利車主。

　　1993年2月，財政部決定取消購買轎車的控購審批。旅行車、越野車和工具車也不再辦理控購審批手續。在當時，汽車是控制購買的7種專控商品中最先不再需要審批的。

　　緊接著，1994年7月4日，國務院公布的第一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闡明：“國家鼓勵個人購買汽車……任何地方和部門不得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干預個人購買和使用正當來源的汽車。”1996年8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取消地方對經濟轎車的限制。從此捷達、富康大行其道。

　　在私人購車限制取消后的第二年，當過建材廠長的蘇暉開始籌建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簡稱“亞市”)。1995年12月18日開張當天，亞市一天賣了101輛車。

　　讓轎車進入家庭

　　1989年時，擔任中國汽車聯合會理事長的陳祖濤注意到發表在1989年3月《了望》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但愿不是一個夢——轎車私有化的思考》。

　　這篇文章首次系統地提出轎車進入中國家庭的設想。文章作者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李安定。70年代末，李安定開始在新華社從事工業報道。

　　“70年代末開始，各地非常重視汽車，我也非常關注汽車。”時隔多年，李安定還能清晰回憶起一次深深觸動他的經歷。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李安定到廣州標致采訪。采訪前，廣州標致法籍總經理孟高斐說，聽說您是最有影響的經濟記者，請試一下我的“標致505”。

　　“我很尷尬，不會開車，這刺激了我。”多年后，李安定在二汽負責人陳清泰的邀請下，參加了10天學車突擊班，并于1995年開上了第一輛車——富康。

　　1989年1月，李安定隨中國汽車考察團到日本采訪。在富士重工，李安定采訪了被稱為日本“國民轎車之父”的百賴晉六。回國后，受到啟發的李安定寫了《但愿不是一個夢——轎車私有化的思考》。

　　文中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從單一的公車消費造成的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城市化發展等多個角度談及打破禁區、引導轎車進入家庭。李安定說，新思路部分來自陳祖濤和副會長薄熙永。

　　然而，認為鼓吹私家車就等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輿論占據上風，汽車界一時陷入沉寂。

　　1991年鄧小平南巡后，國內汽車熱再起。那一年，李安定隨時任副總理鄒家華到廣西等地考察。途中李安定不忘與鄒家華探討私人轎車的問題。“鄒家華對我說，汽車真正要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只有轎車進入家庭之后才有可能。”

　　回京后，受到鼓舞的李安定又撰寫了《由遠及近的叩門聲》，進一步論述轎車進入家庭消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這篇文章先后送到兩家報紙，老總們斟酌再三不敢刊登。倒是《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名記者艾豐獨具慧眼，安排在《人民日報》經濟版頭條發表。”

　　1996年10月，時任機械部長的何光遠給中央領導寫信，談及中國轎車工業的自主研發，以及落實轎車進入家庭的問題。隨信附上了李安定的一篇文章《車輪載來的空間》。不過，這篇文章被批為“對宏觀缺乏了解”。

　　2001年，“鼓勵轎車進入家庭”終于進入了“十五”計劃。

　　轎車遭限行

　　90年代，由于收入有限，轎車對于普通老百姓仍然是夢。但這時候“老三樣”——桑塔納、富康、夏利以出租車身份出現，老百姓“打的”部分滿足了私車消費的愿望。

　　情況在90年代發生微妙變化。1998年，亞市出現壯觀的搶購潮。“一天市場能賣出400臺夏利，需要20個保安維持秩序。”多年后，這仍是蘇暉最難忘的回憶。

　　2001年，十萬元的“賽歐”推出，上海通用打出“家轎”概念。“十萬元買一個有屁股的三廂轎車。”沿海發達地區人們奔走相告。幸福來得如此突然。

　　2002年開始，汽車市場突然井噴，積蓄了幾十年的需求瞬間釋放。2002年1至8月，每個月的轎車銷量都增長3成以上，所有的廠家都賣光了庫存。2002年10月，北京的私人轎車達到118萬輛，每百戶家庭11輛轎車，在全國率先邁過轎車普及的門檻。

　　彼時，各銀行推波助瀾，相繼出臺了車貸利率下調10%、首付只需10%等招兒吸引客戶。民生、農行甚至把車擺進部分營業廳。

　　2003年更瘋狂的化學反應發生。統計顯示，2003年轎車市場同比增長近80%，轎車銷量凈增近百萬輛。

　　2004年初，汕頭的李基雄來到已聯系好的農行營業廳，準備簽字辦標致307的車貸。誰知道，前兩天還熱情推薦車貸的業務員告訴他，他的車貸沒法辦了。

　　那一年年初，銀監會對銀行車貸進行清算發現，全國汽車貸款達到1833億，其中竟有1000億是壞賬。隨后，央行封殺車貸零首付，車貸險也被保監會叫停。此后，各銀行紛紛收緊甚至放棄車貸業務。

　　2004年，亞市銷售人員常嘀咕的一句話是：四五月黑暗、六七月飛雪、八九月慘淡。當時亞市內到處都是“一步降到底”的條幅。

　　年底統計時，全國乘用車實際庫存高達50萬輛以上，相當于3個月的產量。在廠商心急火燎的同時，消費者卻體驗了一把持幣待購的狂歡。改革開放26年后，消費者終于拿到汽車市場的話語權。

　　今年，國內汽車需求再度放緩。李基雄頻頻光顧汽車市場，準備在100多個新車中挑選自己的第二輛車。這一年，陳祖濤的專車首次遭到限行。“過去是沒車可開，現在是有車也開不了，變化太大了。” (楊開然 關囡 石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