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斌(1913年-1987年)

　　改革開放后，“重新出山”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饒斌，作為分管汽車行業的最高領導者主持設計了振興和發展中國汽車工業的長遠戰略。

　　在中國轎車工業發展戰略上，饒斌以其特有的對中國和世界汽車產業的理解，在國內轎車的選點與整體布局、與國外公司的合資合作談判、轎車零部件的國產化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與選擇，經受住歷史的考驗，并在中國汽車企業與大眾等外國汽車公司最初的合作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建設一汽，到“文革”動亂的1960年代建設二汽(東風)，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汽車企業開始對外合作的過程中，饒斌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生命，無愧于“中國汽車之父”的稱譽。

　　耿昭杰(1935年-)

　　從1985年開始，作為一汽集團的當家人，耿昭杰所作出的貢獻巨大。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通過“不停產、不減收”，成功地完成了解放牌卡車的垂直換型，結束了“30年一貫制”的國產卡車固有形態。

　　1988年，在決定一汽未來發展的轎車上，針對資金短缺、沒有大批量轎車生產經驗等困難，耿昭杰獨辟蹊徑，選擇德國大眾作為戰略合作伙伴，采用“技貿結合”的方式，引進奧迪100，先建設一個年產3萬輛的“先導廠”，用國產奧迪100擋住進口，進而與德國大眾建立了合資企業——一汽-大眾，為一汽集團在新時代的發展奠定了一塊基石。

　　陸吉安(1933年-)

　　1987年，上海桑塔納轎車零部件國產化陷入困境，時任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的陸吉安 “臨危受命”，出任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總裁，兼任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董事長和桑塔納轎車國產化辦公室主任。

　　在資金嚴重匱乏、基礎工業落后、人們質量意識淡薄等諸多不利背景下，陸吉安開創性地通過設立“國產化基金”、在零部件布點上大打與地方保護主義相對的“中華牌”，并嚴格堅持國際高標準的質量水平，不搞“瓜菜代”。

　　1989年，桑塔納轎車的國產化率上升到60.09%，1993年突破80%，到陸吉安離任的1995年，高達86%，為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胡茂元(1951年-)

　　從1980年代初的上海拖拉機廠廠長，到上汽集團副總裁兼上海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直至上汽集團總裁、董事長，豐富多彩的職業生涯使胡茂元的能力在歷練中升華。

　　作為全新一代“海派”企業家的代表，胡茂元具有寬闊的國際化視野。在執掌上汽集團之后，胡茂元不僅完成了與德國大眾續簽上海大眾的合資合同、與通用和柳州五菱一道建立上汽通用五菱，繼續推進了與兩個原有戰略合作伙伴的關系；而且成功地聯合收購韓國大宇(與通用)、并購韓國雙龍、牽手英國羅孚等，特別是在積極推進與南汽集團的全面合作中，表現出真正做強做大中國汽車企業的宏圖大志。

　　哈恩(1926-)

　　早在1980年代初，大眾集團董事長卡爾·H·哈恩就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場，進入這個市場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

　　在上海大眾項目談判之初，大眾碰到財務困難，一度停止全部對外合作項目，但唯獨沒有關上通往中國的大門。在具體問題上又碰到雙方利益沖突，彼此沒有經驗，又沒有依據可參考等困難，哈恩都一一打破僵局。

　　哈恩與中方共同選擇了股比50對50的合資模式，完全是基于合作公平的角度提出的創意，后來成了整車項目對外合資的原則性條件。由于哈恩的遠見卓識，大眾成為中國汽車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

　　墨斐(Phil Murtaugh)

　　從1996年擔任上海通用執行副總經理，到通用中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再成為上汽集團執行副總裁，到任職克萊斯勒亞太區CEO，墨斐在中國的職業生涯色彩斑斕。

　　通用汽車在中國有一段“墨斐版”的輝煌：不但建立了整車合資企業——上海通用，而且獨創性地合資組建了泛亞技術中心；不但實現了上汽通用五菱的三方合作，而且進行了在煙臺、青島和沈陽等地的跨地域重組。

　　在上汽，墨斐為集團的海外生產經營、業務拓展、全球采購，乃至解決海外勞資糾紛等都留有寶貴的經驗。

　　一年多前，在轉投克萊斯勒出任亞太區CEO后，墨斐強調最多的就是克萊斯勒在中國的本土化，并為積極尋找合作伙伴殫精竭慮。

　　施密特(Erich Schmitt)(1946年-)

　　作為奧迪公司負責零部件采購和中國事務的執行董事，埃里希·施密特自1997年開始負責中國事務，直到2006年10月調任西亞特公司董事長。從奧迪A6(C5)是否該加長，到如何提高奧迪的國產化率，到奧迪A4(B6、B7、B8)的引進，到進口車與國產車并網銷售，以及一汽-大眾奧迪銷售事業部的成立等一系列合作的關鍵問題上，施密特憑著他對中方合作伙伴的了解、對中國事業的感情、對雙方利益平衡點的準確把握、有效的溝通能力和頑強的韌勁，乃至他在奧迪公司所擁有的地位和權力，總能與中方對手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為奧迪保持在中國高檔車市場上的領導者地位，為一汽大眾成為中國惟一成熟的高檔車制造基地，做出了重要貢獻，并贏得了中方合作伙伴的高度信任和尊敬。

　　服部悅雄(1943-)

　　早在1970年代初，服部悅雄剛剛加入豐田汽車，就開始了與中國汽車產業界的交流，堪稱是中外汽車產業合作中外方第一人。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中國度過的青少年時代，特別是30年來積累的高端“人脈”，都成為服部為豐田在中國打開局面的基礎。

　　2002年8月29日，豐田與一汽簽署了全面合作協議。此前，服部悅雄起到了穿針引線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促成了當時國內汽車界的最大重組——“天一重組”。

　　2004年9月6日，廣州豐田正式掛牌并同時動工建設，這表明豐田在中國的汽車合作事業進入全面發展階段，服部悅雄歷經30多年的努力與貢獻再次凸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