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今的五次物價上漲與政府應對

　　改革開放至今，伴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而來的有5次物價上漲，每次物價上漲，都于細微處，影響普通民眾的生活。

　　從最初的使用行政命令調控物價，到后來使用金融手段、綜合經濟手段調控。在一輪又一輪的物價高漲中，政府的調控能力和手段，日漸理性與成熟。

　　1981：行政命令調控物價

　　1979年，吉林大學經濟系大二學生袁鋼明在廣播里聽說，為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國家將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我國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支持城市工業的發展。這次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是國家第一次利用價格杠桿，調整收入分配，提高農民收入。”

　　袁鋼明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政策直接導致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物價上漲。

　　一年后，國家統計局發布了統計數字，1980年，中國商品價格上漲了6%。“建國后，中國的物價幾十年沒有上漲過！”

　　這一年，北京市朝陽區東大橋機械配制廠工人王桂香發現，牛奶價格漲了，但她的工資也多了起來，每個月大概漲了十幾塊錢。

　　30年后，已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袁鋼明解釋說，“農產品價格上漲，帶動了城市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城市居民受不了了，國家只能給補貼或者發獎金，提高工資。這增大了政府財政支出，政府出現財政赤字，只能增發貨幣，貨幣一多就出現了通脹。”

　　面對突然的物價上漲，1981年，政府緊急剎車，全面壓縮計劃外投資，借用地方財政存款，暫時凍結企業存在銀行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連續兩次發文，要求各地調控物價，嚴禁議價。

　　那時，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90%以上，國家行政命令式的調控手段，立即見效。物價在1982年，回落到正常水平。

　　“那時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決經濟波動的問題。”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偉如此評價。

　　1985：半途而廢的調控

　　1985年，中國經濟再次駛入快車道。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運行公報》記載，1985年，中國零售物價總指數比上年上漲8.8%。

　　那一年，32歲的袁鋼明研究生畢業，進入社科院經濟所。他了解到這一輪物價上漲的原因。“當時，提高收入、提高消費是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各地普遍出現了工資收入提高特別快的現象，收入一高，消費就高了，再加上各地高漲的投資熱情，物價指數一下子就被抬高了。”袁鋼明將這一輪物價上漲的原因，概括為“投資和消費的雙膨脹”。

　　“基本的手段，就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加強物價管理和監督檢查，制止亂漲價之風，全面進行信貸檢查等。”這些宏觀調控措施的出臺，使物價增長指數在1986年回落到6%。

　　1988：經濟手段派上用場

　　袁鋼明的擔心，1年后得到了證實。

　　據《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

　　“這一輪物價上漲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就是1987年北戴河會議決定實行的‘價格闖關’政策。”袁鋼明解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