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急的古鐵雷斯

　　即便是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親自上陣，敦促各方在馬德里達成全面氣候治理方案，但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顯然是過于著急了。

　　既要就《巴黎協定》第6條實施細則(通過市場機制降低減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進行談判，又要對2020年前實施和力度情況進行盤點，還要開展“華沙損失與損害國際機制”評審，同時要解決氣候資金這個老大難問題。多目標、無重點的齊頭并進，使談判進一步復雜化。

　　而沒有經驗的大會主席施密特，因身體原因無暇他顧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沒有擔當的美國，缺少建設性的歐盟，靈活性不足的巴西……訴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讓氣候的江湖在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個小時后，2019年聯合國氣候大會1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長的氣候談判記錄，沒能換來滿意的會議成果。

　　雖然以多邊主義推進氣候談判得以堅持，“智利-馬德里行動時刻”及其他30多項決議被大會收入囊中，但關鍵的《巴黎協定》第6條實施細則未達共識，碳交易機制未取得實質成果。

　　主要議題的流產，使得成果清單縮水。這份有限協議，辜負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實上，這個結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這場近200個國家的集結，不過是國際氣候談判多邊進程的一個縮影。

　　無論是“大年”還是“小年”，談判延時似乎是不確定的氣候談判中最確定的事。由于紛爭而導致無法達成各方滿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繼續討論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這就是多邊機制——需要談判各方達成一致，才能通過相關決議，最終實現“人人都不滿意，個個都能接受”的結果。看上去低效，卻又難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災難性的”“極度平庸”等情緒化的詞語，來給馬德里氣候大會蓋棺定論，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讓我們拉長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來看看全球氣候治理這個江湖。

　　《巴黎協定》的政治遺產

　　自1992年以來，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再到《巴黎協定》，一條不變的主線，是圍繞“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資金和技術解決方案。

　　近些年氣候談判經常陷于焦灼，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責任”被過度強調，而“有區別的責任”被選擇性忽視。

　　當然，也有不斷變化的趨勢，我們不妨稱之為“巴黎協定遺產”。

　　這個遺產之一，便是談判成果的達成從自上而下的約束性減排目標規定(如《京都議定書》對公約附件一締約方的定期量化減排要求)，逐步轉為自下而上的國家自主貢獻(《巴黎協定》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

　　在這個進程中，雖然“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依然體現在目標、資金、技術等各個方面，但國家作用及其區別責任在弱化，非國家主體(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氣候治理結構正在起變化。

　　形成新的治理體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規則、程序等的全面構建，以及相應時間的調校與和適應。未來的全球氣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樣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應當是基本共識。

　　氣候領導力下降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反對力量影響增加，氣候領導力在降低。

　　在多邊機制中，需要各方共識才能達成一致，反對力量歷來扮演重要角色，氣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態。

　　在《巴黎協定》的談判過程中，用“雙邊”促“多邊”既是鮮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實際的策略選擇。

　　中國、美國以及歐盟、基礎四國、“77+中國”等主要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雙邊磋商優先達成共識和協議，從而為進一步的多邊談判奠定基礎，繼而以相關的協議框架促成多邊成果的達成。

　　這是《巴黎協定》談判的重要遺產。

　　然而，隨著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強化了自身及與其立場相近國家的反對勢力，其影響日益顯著，加之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眾多國家主要談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來氣候政治和談判的不確定性。

　　“國家利益至上”與“同一個地球”的氣候觀迥然不同，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的回潮對《巴黎協定》落實形成巨大阻力。

　　發展新背景不容忽視

　　應對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生存和發展，而氣候變化談判的實質是發展權問題。實現發展與保護氣候的微妙平衡，是多邊機制達成的關鍵。

　　發展問題就在眼前，制約發展的因素愈發凸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十分迫切，發達國家民眾對福利的減損也非常敏感。

　　隨著全球經濟進入平臺期，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以發展平滑經濟社會變化恰恰與應對氣候變化出現方向上的不一致。

　　與此相對，氣候變化問題是基于科學的研判，其應對不同于一般常規污染控制，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和全球性議題。

　　需要充分考量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變化，需要轉變生產、消費和貿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環、可持續的新發展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和基礎設施結構、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圍有機協調的一致行動。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中，參與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難以解決的多元方程式，即期發展權被置于放大鏡下，遠期權益卻濃縮成遠處地平線的若干個小點，前者是國家利益主張，后者是全球共同關注，二者博弈的力度顯然不對等。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方面其社會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直接關聯，或者說是與對應的化石能源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并沒有脫鉤，發展方式決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實踐中需要做出的犧牲之大無法忽視。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還要承接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資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對嚴重的產業，在缺少必要資金技術支持條件下，實現綠色發展困難重重。

　　與此同時，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盛行，及其引發的貧富分化、產業鏈斷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費降級等問題，都在影響著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

　　探索改革和創新模式

　　應對氣候變化是個世界性大命題。硬幣的一面是全球變暖、生態惡化等危機；硬幣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發展需求的不斷提高。

　　解決大命題，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無前，需要改革創新，需要著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許是跳出氣候江湖的小氣候。

　　從全球社會經濟的轉型發展入手，促進全球及各利益相關方的發展與保護共贏，創造能源低碳轉型和氣候韌性發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徑，才是解決氣候問題的正道。

　　在探討責任機制的同時，首先需要解決參與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責任落實的前提。

　　強化利益分享不是“詩與遠方”的愿景勾勒，而是“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的實際擔當，且發達國家要率先垂范。

　　發展中國家的民生問題如何能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調機制中得到有效保護，如何讓先發展的國家給迫切需要發展的國家騰挪出必要的“氣候預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優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優先事項。

　　近年來綠色氣候融資的發展、氣候治理結構的轉變、商業及投資模式的創新，以及技術進步，給全球氣候治理帶來新機遇。

　　此次氣候大會期間，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歐洲綠色新政》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絲希望：他們許下了讓歐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碳中和大陸”的承諾。

　　而中國的改革發展、能源轉型、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領導力也令世界充滿期待。

　　中國正在加速推進的綠色轉型，將為中國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氣候韌性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經驗。

　　期待格拉斯哥

　　馬德里氣候大會已成過去。氣候的江湖依然喧囂。

　　馬德里不相信眼淚。氣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氣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動，更需要合理機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跡。因為我們相信，氣候的江湖是個大江湖，也是一盤事關人類未來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