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高傭金7年未動遭炮轟 學者:費高于稅悖慣例

　　武科大教授董登新稱，不能將讓利于民變成讓利于券商，傭金單邊征收具有可行性

　　股票交易印花稅和傭金的“糾葛”在兩會上也是焦點之一。曾因在博客上連續兩次撰文炮轟“高傭金”而引起關注的武科大教授董登新，上周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印花稅無下調空間的情況下，將倒逼傭金下調，單邊征收也具有可行性。

　　券商 “高傭金”讓股民淪為打工仔

　　新京報：據《上海證券報》數據中心統計和估算，去年44家國內券商大致發放了近209億元的職工薪酬，少數券商人均年薪超過40萬元，你認為哪些因素支撐了券商的高利潤？

　　董登新：中國券商收入無非來自承銷、經紀、自營、創設權證等其他合法收入。去年大熊市，新股全面停行，權證完全停止創設，券商依然能夠有高收益，惟一合理解釋只能是經紀業務與自營業務存在巨大利潤。

　　事實上，自2002年5月1日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上限為3%。的浮動傭金制。除了少數關系大戶和機構能夠拿到較低傭金標準，多數股民是按最高標準(3%。)執行的。高換手率下，熊市中的股民不僅股票賠錢，而且還要賠付不菲的交易手續費。這等于讓廣大股民淪為券商的打工仔。

　　新京報：你自己也炒股吧？算沒算過自己一年的傭金最高曾經交過多少？

　　董登新：我1992年就開始炒股，是老股民了。但是這個問題涉及隱私，需要保密。我可以找到關系，繳納相對低的傭金，但是不同券商對股民是區別對待的。

　　新京報：你炮轟“高傭金”后，有沒有機構或券商給你施加壓力？

　　董登新：沒有，沒有。言論自由還是得到了保障的。

　　結構 “費”不應該重于“稅”

　　新京報：國內股票市場的稅費結構存在哪些問題？

　　董登新：股市“稅+費”是投資者的外部交易成本。按國際慣例來講，“費”不應該重于“稅”，當印花稅降至僅單邊征收0.1%時，券商應將股票交易傭金標準降至單邊征收0.1%以下(現仍使用牛市的雙邊3%。為標準)，這樣可以使稅費同步下調，從而重新理順政府與券商的市場定位及政策功能。

　　新京報：能具體點嗎？

　　董登新：以美股為例，其傭金一般都不按成交額計算，主要有兩種設定模式：一種是固定傭金標準，即每單(筆)交易的傭金不超過10美元，無論客戶交易次數多少，也不管客戶賬戶余額高低；另一種是固定傭金外加百分比傭金，這種收費標準一般要考慮客戶的成交數量、交易次數或賬戶余額。一般網上交易的傭金標準最低、最優惠，其次是電話交易，最高收費標準是由經紀人協助完成的股票交易。

　　傭金 傭金單邊征收具有可行性

　　新京報：證券交易中征收相應稅費，可起到穩定市場等作用，但過高傭金又會抑制正常的交易，兩者如何平衡？

　　董登新：中國的GDP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經濟擴張的同時，股市也不斷擴容。投機在所難免。稅收在遏制投機方面只是起到象征性的作用，監管部門更多的是要考慮降低稅負激發投資者的熱情。在政府不斷降低印花稅的前提下，放大的成交量被券商的高傭金“抽水”，變相將讓利于民的政策變為了讓利于券商。

　　新京報：上周四證監會官員提出印花稅有下調空間，兩天后財政部的官員就表態稱印花稅沒有下調空間，這意味著什么？

　　董登新：財政部在稅收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在印花稅上的調整會更謹慎。證監會表態是表達其穩定市場、鼓勵投資者進行股票投資。目前證券印花稅的稅收已經相對很低，在印花稅無下調空間的情況下，倒逼傭金下調，券商有很大壓力。單邊征收的話也具有可行性。

　　費率 應取消0.3%的上限

　　新京報：有股民提到在扣除的傭金里，有一個經手費和為證監會代收的證管費，而且比例固定不能免，這些規費能否學習燃油稅改革，把規費并到稅里呢？

　　董登新：這個不大可能。稅有極高的法律威嚴和穩定性。交易所給券商的收費是可以調整的，根據交易所提供的項目的不同，券商應繳納相應的成本，不過這種成本券商是可以轉嫁的，包含在傭金里轉嫁給投資者。

　　稅收具有固定性和權威性，不能隨便變動。經手費和證管費因市場和券商效率而定，因此不能改成稅。

　　新京報：那么國內券商傭金制度該如何進行市場化改革呢？

　　董登新：市場化非常簡單。首先證監會需要從法規上取消0.3%的上限�？偫砣涨八�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資本市場當中也需減少行政干預。

　　第二就是明碼標價。所有券商自主定價，但必須高度透明，要充分披露信息，在媒體等平臺上廣而告之。

　　第三是傭金由券商根據各自成本收益擇機調整，對客戶的收費標準等級劃出標準，總體上要保證公正公平公開。監管部門對券商的傭金設定進行監管，不允許行業同盟的壟斷市場以及低成本“傾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