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前不讀周作人”。周作人太復雜了，他不同于魯迅，他的復雜在于思想不易被人們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紀念日，懷著對這位特殊的歷史名人的好奇，記者對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進行了專訪。

　　周作人一生兩個最重要的關鍵詞，一是苦雨齋，二是魯迅。在那個“南魯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時代，他的學識甚至一度被認為超過魯迅，但就是這樣一個被認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節，而將后人丟在了對其絕美文筆的留戀與對其民族氣節缺失的鞭撻的矛盾中。

　　時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緒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戰爭以中國簽訂屈辱條約為結束。在那個內外交困的時代，整個國家、民族正無可避免地走著歷史的下坡路，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處于整體崩潰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魯迅、周作人這一代出世時，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興至衰，盡管往日的豪華排場已經消盡，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過著精神與物質都有余裕的消閑生活，從小周作人就習慣了這種安逸的局面。從15歲起，周作人看到兄長魯迅在南京讀書，每每讀到兄長的家書，對外面的世界甚為羨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師學堂。1906年隨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魯迅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后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

　　周作人從紹興離開后，就一直在魯迅的庇護下成長，在日本留學期間，兄弟倆都沒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專業學習，其間，魯迅總是督促周作人翻譯，周作人偷懶時，魯迅往往以兄長名義斥責他，魯迅的這種習慣甚至在周作人已顯赫成名時，仍未更改。

　　風雨飄搖

　　1911年夏，周作人回國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當時周作人已經在中國名聲顯赫。

　　1919年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至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的新宅。同年12月，魯迅專程回紹興，將母親與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來北京。然而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氣氛僅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突然鬧翻了，此后兩兄弟再無團聚，每次對話只在報刊上各執一詞，明眼人認為這是兄弟失和后持續的爭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學南遷，雖經各界人士的多次勸說敦促,周作人仍留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本人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引起全國文化界的一片強烈譴責。

　　1939年元旦，有人闖進八道灣，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來訪的學生開槍射擊。周作人雖中彈卻竟未受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里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搞清是何人所為，但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漢奸“階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衛的偽南京政府委任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還擔任了偽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等職務，就此淪為漢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叛國罪成為國民黨的“階下囚”。抗日戰爭勝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經審判被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監獄里，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獄中自得其樂，寫了很多雜詩和自娛自樂的文章，精神基本沒受到影響。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周作人取保釋放后回到北京。從1949年到“文革”為止的17年間，周作人的生活雖單調平淡卻是穩定的。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讓周作人當翻譯，他每天伏案翻譯，翻譯了十幾本書，包括許多古希臘經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這也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譯期間，周作人唯一的樂趣是偶爾和寥寥無幾并同他一樣潦倒的來訪的友人閑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臨終前曾對身邊人說，他的一生平平不足為道，只有晚年的翻譯讓他滿意。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