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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返城的大潮令原本就狹窄的就業空間更形逼仄，允許人們自謀職業以疏解就業壓力成為一個現實的選擇。個私經營的大門就此打開。當年北京第一家個體飯館的開辦者，就屬于第一批跨過門檻的人

　　★ 本刊記者/言詠(文) 劉震(攝影)

　　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一條翠花胡同。從胡同的東口進去，走約莫五六百米，向右手一拐，就看到二層樓高處掛著一塊紅色的招牌——“悅賓飯館”。

　　飯店的門臉不大，上面掛著一塊小牌子，寫著“中國個體第一家”。

　　推開門，店堂是一個約莫20多平米的里外套間，擺著十來張式樣最簡單的桌椅。記者到訪時正是中午吃飯的鐘點，生意頗不冷清。

　　“當年剛開張的時候，在這個飯店吃飯可是要排隊，要等桌。”飯店的創始人，73歲的郭培基說。

　　這家開張于1980年的小店，是北京第一家私營飯館。在那個年代，它的開張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一顆巨石，泛起不小的波瀾。

　　酒香不怕巷子深。27年之后，滿街飯館林立，但這家不起眼的小門臉，依然有著許多慕名而來的食客。22歲的孫子郭誠在店堂里忙碌著待客，一位戴眼鏡的老太太邊點菜邊問：“你們這是第一家個體飯館吧？你是他們家的孫子嗎？”

　　新聞“催生”出來的私營飯館

　　開飯館的主意是郭培基的老伴劉桂仙提出的。

　　那大約是1980年的夏天。郭培基在北京內燃機廠當炊事員，每月工資六七十元。家里四子一女，老大是知青，在外地；老四和老五都待業在家。“當時確實是想解決孩子就業的問題”，郭培基說，“那時找工作比較難”。

　　粉碎“四人幫”以后，“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逐批返城，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約有1400多萬知青回到城市。這股返城的大潮，給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待業青年”就是誕生于那時的一個新詞匯，比“失業”好聽——時任北京東城區工商局副局長的靳云平形容當時的情形是“根本沒有就業渠道，只有號召待業者自立”。

　　允許人們自謀職業成了疏通就業壓力的現實通道。1979年2月，國家工商局向中央做報告：“各地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文革”之后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的第一個有關個體經濟的報告。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提出“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工商局曾免費辦服裝班，找服裝廠的師傅教待業青年做衣服，學成之后工商局發給他們執照，讓他們自己開店裁衣。

　　劉桂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向東城區工商局提出了開飯店的申請。

　　東城區工商局副局長靳云平和他的同事起初也很犯難。當時只對修理業、手工業的個體經營活動有所放開，其他行業沒有相關政策。另外，開飯店還有一個繞不開的難題：糧油關系如何解決？國營飯店有糧油指標，如果沒有相關政策，誰給私營飯店糧油指標呢？在那個一切憑票供應的時代，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寸步難行。

　　劉桂仙一次次去工商局詢問，都沒有結果，但他們想開飯館的消息卻不脛而走，由此引來不少記者。對于這八字還沒一撇的事，郭培基一直推擋著不肯接受采訪，直到有一天來了個大胖子記者。

　　近三十年之后，郭培基還記得這個人叫吳肇祥。“他說他是炊事員，我們聊聊天吧。我就給他沏壺茶，點根煙，按北京人的話來說，侃起大山來了，我開始說想開飯館的事。”

　　結果第二天，郭培基的話就變成了新聞稿被廣播了出來。大意是，這家人想開飯館，有店面，也有廚藝，但買不著糧油。文章直指了糧油關系這個最難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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