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思想還是左得厲害”

　　靳云平坦言，給悅賓飯館發執照簽字的時候沒有壓力，壓力是在開業后才有的，生怕出任何一點紕漏，因為沒想到那么紅火，影響那么大。來吃飯的人多，來采訪的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更多。

　　開張之后，靳云平收到了針對悅賓飯館的厚厚一疊反對資料，爭議主要集中在“合不合法”上，因為執照是依據“政策規定”發的。郭培基的前一個單位，還暗地里把這兩口子調查了個底掉，后來沒發現什么問題才作罷。

　　其實在悅賓開張之前，上海就已經有人嘗試過自己開飯館，同樣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

　　1980年7月12日，上海待業青年陳貴根在華山路上開了一家叫“味美館”的飯店，這是上海的第一家私營飯店。飯店開業后，輿論就開始議論：私人開店、營業是否合法？如果這些人先富裕起來，能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陳貴根的弟弟陳云根是一家飯店的廚師，利用業余時間參加私營飯店工作是否允許？

　　據當年《文匯報》報道，上海市政府財貿辦公室兩次召開有市勞動局、工商局、稅務局、房管局、糧食局等部門參加的會議，專門討論“味美館”開辦過程中所暴露的矛盾。

　　1980年9月25日，上海楊浦區一待業青年開了家個體點心攤“長短亭”。這位對發展個體經濟政策是否穩定存有疑慮的青年，取這個店名的意思就是“政策穩定其壽命便長，政策變化其壽命就短”。“長短亭”開張后，從早上四點半開始，一直營業到深夜十一點，分四市經營，生意很好。但四個月后卻由于店主月收入過高，富得太快而受到非議，被迫停業，直到1981年才恢復經營。

　　“當時的思想還是左得厲害”，靳云平說。他講了給悅賓飯館批照時的一個小插曲：飯館申請時不是這個名字，而是叫翠花飯店。東城區工商局一位老同志提醒說“翠花”這名字不好，聽著像窯子，這才改成“悅賓”。

　　1981年調到北京市工商局個體經濟處任處長的靳云平還處理過這樣一個糾紛。那時朝陽門外一個待業青年擺了個炸油餅的攤子，他旁邊就是一家國營油餅店。個體攤位現炸現賣，生意很好，而國營店則非常冷清。于是國營店告到工商局，要求撤銷個體戶的執照。這個現在聽起來無禮而可笑的要求，當年提出來卻很理直氣壯。

　　總體上來說，在那個年代的就業觀念里，做個體戶還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在1400多萬回城知青中，能像郭培基夫婦這樣單槍匹馬做個體戶的并不多。即便是自謀職業，也要戴一個“紅帽子”，掛靠在街道或者集體的名下。

　　1980年《社會科學》上一篇題為《論個體經濟》的文章總結道：“由于個體經營者階層代表了較低的社會地位，注冊私營企業的年輕人相當少，通常不到總數的5%。例如上海，1980年注冊個體經營的人員中，有80%的經營者年齡超過了50歲”。

　　因此，郭培基一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郭培基的小兒子原本有個挺要好的同學，但家里開了飯館后，那個同學再也不來串門了，郭家的孩子去人家那里也不被搭理。郭培基自己上班走在胡同里時，后面也時不時有三兩人指著念叨，現在資本主義復辟了，就前面走的這人，他們家開飯館了，這個人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急先鋒。郭培基不敢回頭，只好加快腳步往前走。另外，由于做生意總難免擾民，經常有街坊鄰居去街道告狀。

　　在這樣的情形下，郭培基有些動搖，甚至有了關張不干的念頭。后來，飯館來了兩位貴客。1981年春節，大年初一，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陳慕華去悅賓飯館拜年。“我春節也拜年，是我給叔叔大爺，給爸媽拜年，是街坊相互拜年。這副總理給我拜年，我都不知道我是誰了，受寵若驚啊。”郭培基說。

　　這堅定了郭培基把飯館開下去的決心。后來，他們還在離悅賓不遠的地方開了家新飯館，叫“悅仙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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