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分不正”伴隨小靈通“農村包圍城市”

　　此次讓小靈通退市的出發點是“小靈通占據了TD頻段，為了給TD發展讓路，小靈通被要求清頻轉網”。但是，回顧當初批準小靈通占用TD頻段資源的那段歷史，從監管和產業政策的角度來看，其間考慮更多的是運營商和企業的利益，普通消費者利益卻被擺在次要的地位。

　　名不正言不順的“草根”出生背景，似乎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小靈通“悲劇化”結局。1996年，時任浙江余杭電信局局長的徐福新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了日本在搞的PHS(流動市話)。但是，日本流動市話是作為另一個移動通信網來運營的，與固定電話網不相干。徐福新從中卻想到把PHS嫁接到固定電話網上：用中國電信已經比較發達的網絡，前端再接上PHS的無線技術，就成了一個建立在固定網上的小手機。1998年1月，浙江余杭區正式開通小靈通，實行單向收費，月租費20元，資費每分鐘0.2元，標志著小靈通正式進入我國市場。

　　小靈通投入市場初始，憑借其免費接聽，打電話價格與固話相同的資費優勢，受到了市場的熱烈追捧。小靈通引發的市場效應引起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擔心，因為，有相當一批的小靈通用戶是從移動和聯通轉網過來的。隨后，移動和聯通聯手上告當時的信息產業部，以“技術落后”的罪名封殺小靈通。

　　但那時有關部門并沒有對這種“落后”技術喊停，任由小靈通在中國南方的一些二三線城市發展。

　　光明日報資深記者藺玉紅從1999年就開始跟蹤小靈通行業發展，并著有《小靈通傳奇》一書。她對記者說，當時中國電信和移動分家在電信內部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缺少了移動通信這塊大蛋糕的電信，只有尋找新的增長點來彌補移動業務被分割出去的損失。有關部門對此事也采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其實是讓電信找到一條提升業績的路徑。中國電信正是在監管方的默許下不斷擴大小靈通的地盤，而小靈通使用目前TD的頻段也是當時的信息產業部批準的。

　　在低價策略驅動之下，小靈通的發展超乎所有人的意料，給其他移動電話運營商的收入帶來了巨大沖擊，在此過程中也招致了其他運營商的諸多不滿。

　　2000年5月，聯通海外上市前夕，信息產業部發文，要求各地電信企業的小靈通項目一律暫停，這份文件幾乎給小靈通判了死刑。在此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29日，信息產業部發出《關于規范PHS無線市話建設與經營的通知》，明確指出“小靈通是固定電話的補充和延伸”，是“小范圍低速移動無線接入”。這份文件使沒有移動牌照的中國電信繞過“移動”概念而實質進入移動電話市場，卻留下了名分不正的遺留問題。

　　在2003年之前，小靈通一直沒有被允許進入京、津、滬、穗等一線城市，而原因也是從運營商的角度出發而進行考量的。

　　前述網通人士表示，如果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開展小靈通業務，就表明了國家對小靈通開放的態度，這將給在香港上市的移動和聯通股價造成重創。因為一旦“小靈通”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解禁，很可能會引爆運營商啟動“單向收費”政策來抗爭。例如，2000年11月媒體一則“手機即將單向收費”的消息，令中移動和中聯通的股票在短短幾日內市值蒸發2000億港元。直至當月月底，時任信產部部長吳基傳，稱手機雙向收費“兩年內不會更改”，之后兩家公司的市值才在三日內增加了1423億港元。

　　微妙的市場制衡，各大運營商之間的利益天平，在理清這些復雜因素之前，有關部門對于出臺政策自然慎之又慎。

　　“產業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制定產業政策的時候，要注意：第一、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第二、不能忽視消費者的權益。因為產業政策最后它是為消費者來服務的。看來，這幾年有關小靈通發展的政策是幾家電信企業博弈的結果，決策者試圖照顧多家企業的利益，但我們從中看不出，消費者的利益對決策有何影響。”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表示。

　　從小靈通整個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人為的限制遏制不了消費市場的巨大需求。其中，2003年“非典”的暴發卻成為了小靈通發展的契機。

　　原中國網通北京通信公司一員工介紹，“非典”時期北京建立了很多野戰醫院，為了在野外快速架設通信網絡，小靈通憑借著基站建設較GSM或是CDMA基站建設更為簡便，且基站天線電磁輻射小不會危害人體健康，不會影響醫療器械的正常運行，為配合抗擊“非典”工作，北京通信(2004年網通上市后更名為北京網通)開通了小靈通業務，并向北京醫務工作者捐贈了5000部小靈通手機。

　　同時，北京通信在北京市場推出了小靈通業務，并且推廣力度很大，出臺了很多優惠的資費政策，比如送手機、送話費、包月等。“公司要求每個員工發展10名小靈通用戶，如果完不成任務，年終獎就受到影響。”上述北京通信員工說。

　　2004年2月，小靈通“攻克”最后一座大城市,正式進入上海市區，小靈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終于攻破了所有國內大城市的防線。在2004至2006年期間，小靈通在全國鋪開，高速發展達到了巔峰，用戶突破9000萬，逼近1億。

　　徐福新認為，小靈通大部分用戶是工薪階層，現在很多都是學生、孕婦、老年人，一號雙機就是跟固定電話捆綁，他們覺得非常適應他們現在的學習、生活跟工作。現在把它換了以后，其他的設備目前來講還無法代替它。運營商既然搞了小靈通就應該對用戶負責。

　　除消費者對小靈通的戛然而止表示意外，電信和聯通兩家運營商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上述原網通負責人透露，這次工信部出臺清頻轉網的政策也讓這兩家運營商無所適從，因為小靈通用戶清頻轉網后可能不一定會選擇電信或是聯通的網絡，也會讓電信和聯通失去較大的一塊利潤空間。在地方各省市中，小靈通在運營商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太一樣，平均能占到收入的17%，高的能達到25%。

　　與此同時，小靈通轉到電信或聯通的手機網絡上卻要付出較大的成本代價。電信業戰略咨詢專家Frost&Sullivan(中國)公司顧問王煜全認為，如果運營商按照贈送CDMA號碼和手機吸引小靈通用戶轉網的成本來測算，以最便宜的CDMA手機成本300元測算，中國電信需為此付出至少210億元的成本，而中國電信購入CDMA網絡才用了500億元。

　　專家建議由市場來決定小靈通退出

　　讓小靈通一直步履蹣跚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認為小靈通是“落后技術”的說法。

　　由于小靈通技術上的問題，對其發展看衰的電信業專家并不在少數。其中，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就始終認為，“小靈通是一個技術上沒有發展前途的系統”。他介紹，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小靈通的基站容量特別小，只有幾個話路，而且傳輸距離很近，只有幾十或一二百米。GSM或CDMA是大型基站，一個基站可以覆蓋幾十平方公里的面積，而為了同樣的覆蓋，小靈通卻需要幾十、幾百個基站。在用戶不移動的時候這是可以的，但是移動通信的用戶必然移動，他們完全有可能都集中到這個覆蓋面積的某一個角落(例如體育場)。這時，移動通信的大基站就自然把整個覆蓋面積的信道都集中到這里使用，仍然可以暢通；而小靈通在這里的小基站早就阻塞了，其他的基站即使容量空閑也無濟于事，幫不上忙。因此，小靈通是一個不適于大規模公眾業務的系統，在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用戶一多，就必然嚴重阻塞，根本無法使用。這是小靈通一個本質上的缺陷，因為它是在無繩電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無論什么辦法都無法彌補。

　　但是，對小靈通是否落后仍然有不同的聲音。

　　藺玉紅表示，小靈通并不是我們從日本引進的即將淘汰的技術。目前，小靈通在日本提供的數據業務仍然可以達到3.2Mbps的下載速率。這個下載速率都超過了3G。小靈通用戶雖然只占日本移動通信市場總用戶量的4%，但這些用戶卻占據了日本數據業務40%的市場份額。

　　徐福新也介紹，小靈通仍然是很有前途的，因為它基站很多，它很容易對用戶數據分散，這大大提高了它的速度，所以它是實現最佳的數據通訊跟多媒體通訊的一個有效手段。

　　“實際上一項技術的發展，主要是看市場能不能接受，那經過這么多年的證明，小靈通的發展它是受到市場歡迎的。”徐福新說。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忻展紅認為，從戰略管理角度來看，沒有高技術和低技術之分，只有實用的技術和不實用的技術，實用的技術在戰略上都有意義。而且任何一項技術都會有它背后的技術支持和發展，這就是所謂的持續進步。只要這項技術的生命周期還沒有到頭，它就還可以維持。

　　新浪網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有70.2%的受訪用戶希望能繼續使用小靈通。很多人主張，用不用小靈通應該由市場決定：如果消費者自己不需要小靈通了，會自動選擇別的產品，讓小靈通市場自然消退。

　　藺玉紅也認為，美國的模擬網(1G網絡，第一代移動通信技術，采用蜂窩)直到前幾年才退出市場，而當時美國早就有了2G、3G網絡。“只要有市場需求就不能采取強制退出的方式。”藺玉紅說。

　　值得參考的是，在中國通訊發展歷史上，尋呼機的退出機制就是典型的市場化路線。在上世紀90年代末興起的尋呼機，在2000年劃撥給中國聯通后，聯通198/199全國高速尋呼網絡的用戶一度達到了4500萬。隨著手機短信的盛行對尋呼業產生了強大的替代效應，2000年后尋呼業急轉直下，市場日益萎縮。直到2007年，聯通全面停止尋呼業務。（記者 趙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