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風光遠去

　　自榮熙泰以降，歷經榮德生、榮宗敬兄弟興業，榮毅仁維系，榮智健已經是近代榮氏家族第四代了。今年1月，《榮氏宗譜·梁溪卷》舉行了頒譜慶典，榮毅仁、榮智健父子的錄入顯得濃墨重彩。耐人尋味的是，正當頒譜慶典之時，正是榮智健被中信泰富巨虧案弄得焦頭爛額，備受各方壓力接受司法調查之際。

　　不可否認的是，近代榮氏家族的命運映射出中國現當代歷史和民族工商業的沿革。而榮毅仁、榮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擇更是改變了歷史。

　　改革開放初期，被陳毅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向鄧小平提交了《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在鄧小平的應允之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今中信集團的前身)成為了直屬國務院的投資機構，成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而這也是中國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發端。

　　而在當時，作為中信集團全資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榮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體視為中信集團在香港的政商操盤手。

　　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榮智健從中信集團那里得到了人事權和經營權，而中信集團給予榮智健充足的資金支持，使其順利地從國泰航空、港龍航空、香港電信、泰富發展購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誕生，榮智健時代開啟。直到1996年，榮智健向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提出了管理層收購的要求，使榮智健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層獲得了25%的股權，而榮氏也一躍成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東。

　　1993年，榮毅仁雖然因當選國家副主席而辭去中信董事長，但其對中信集團的影響力仍然很大，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紀90年代所發揮的意義并不僅僅是中信集團在香港的融資和收購平臺，其對香港回歸之前穩定香港商人情緒、保持中央政策通達、幫助港商在內地投資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進入21世紀之后，一方面，由于越來越多的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獲得大量資金，國內資金甚至出現了過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香港、澳門回歸，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漸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內的許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漸喪失。

　　這讓中信泰富的公司越來越成為純粹的商業公司。不過，在這次危機中，中信集團依然出手護盤——宣布承擔中信泰富超過10億美元的債務，這也客觀上稀釋了榮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團“二把手”常振明從集團空降中信泰富，也將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復元氣。但由于外匯買賣合同未設止損金額，這筆買賣最終會讓中信泰富賠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對澳元外匯走勢而定，最終答案會在2010年10月得出。

　　法不容情

　　司法的介入也讓榮智健的前途命運成謎。去年10月23日，香港證監會以及香港交易所宣布對中信泰富進行調查。原因是同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會即已獲悉該公司投資外匯交易，釀成百億虧損，卻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稱，“公司的財務或交易狀況沒有出現重大不利改變”，而直到2008年10月20日，該公司才正式對外坦誠損失。此舉涉嫌延遲披露、非法陳述，違反香港證監法規。

　　今年1月事態進一步升級，中信泰富稱，香港證監會確認對公司展開正式調查，當中涉及17名董事。包括主席榮智健、其長子榮明杰及集團董事總經理范鴻齡，以及七位執行董事和七位非執行董事。

　　事實上，在中信泰富巨虧事件之后，香港媒體對于中央政府和中信集團將采取什么措施拯救中信泰富，是否會司法干預中信泰富的有關傳言不斷。

　　4月1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泰國第一次明確表示了中國政府對于中信泰富巨虧事件的立場：“中信泰富發生的問題，要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金融監管的法規來進行處理，內地和其他各個方面都不要干預。”

　　榮智健黯然揮別中信泰富，司法進一步介入調查，會給榮智健的人生寫上如何一筆，依然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