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在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播出。這一話題在各大網站論壇上引發熱議，持續不衰。該片共12集，梳理了15世紀以來在全球競爭范圍內的9個領導性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崛起的歷史。

　　據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我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報了一條新聞：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9大國，500年，在北京噪雜擁堵的三環路上，突然之間聽到來自遙遠浩瀚的歷史的聲音，一個念頭讓我激動不已。”

　　從這個“影視史學”的念頭產生之初，任學安等電視人就和文化學者麥天樞進行了溝通。后來，麥天樞作為總策劃之一全程參與了這部紀錄片的工作。為探尋這樣一部紀錄片的歷史政治分析框架背后更豐富的內涵，日前，本報記者對麥天樞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大國崛起》播出以后，出現一種很有意思的傳播景象：一般認為持不同思想觀點、在學理上相互辯難的一批學者，以及網絡上持截然不同立場的許多網友，都表現出某種興奮的情緒，認為片子里對這段歷史的梳理和分析很有意義。

　　麥天樞(以下簡稱“麥”)：人們都帶著強烈的自主愿望來看這部片子，也試圖按照自己的愿望來解釋這部片子。

　　我從網上看到的情況，也有個判斷，這里面恐怕出現了某種錯位。很多媒體打電話來想要采訪我。有一些猜測，甚至和政治層的決策建立聯系。這是在中國社會信息溝通還不充分的情況下，人們的一種心態。

　　這部片子采取側重歷史事實，而較少價值判斷的方式，導致了其中所敘述的歷史，和我們熟悉的教科書認識有所區別。這個區別造成某種緊張和興奮，總覺得是不是有點什么。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脆弱的心理的一種表達。這么大一個社會，如果因為某部電視片而發生什么不得了的轉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告訴他們，據我所知這部片子的出臺好像沒有什么“背景”，要么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沒有。

　　記：你作為總策劃，認為這部紀錄片最大的看點在哪兒？

　　麥：這個片子首先一個價值應該是，讓中國公眾建立一種基礎的人類現代社會的歷史理性。這個歷史理性就是，現代社會從哪里來，現代社會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對這個事實的認識和尊重，是我們今天面對改革的一個知識基礎和理性基礎。

　　第二點，我非常渴望讓公眾理解“妥協”這兩個字的社會價值和理性價值。西方這些現代國家的建立，其標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探尋社會利益分配的一種新形式。

　　第三點，這幾個國家的歷史不約而同提出一個課題，就是所有緊迫地希望發展的社會，都要求首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這告訴中國，不論解決什么問題，讓現有的國家權力軟化，一定是得不償失的。

　　記：所以說，你們進行全球歷史觀照的出發點是中國？

　　麥：當然。從中國出發，要了解中國，知道當代中國社會最緊迫的需要，然后才能從汪洋大海的歷史資料中挑選出我們需要的理性營養和知識力量。

　　為什么我們希望引領中國的大眾來看西方的歷史？這些世界幾百年來文化主體的代表性國家，它里面包含著我們今天面對的所有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所有開放性的對外觀看，實際上都是為了反省自己。

　　記：那么你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判斷是什么？

　　麥：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究竟是發展的快慢重要呢，還是發展的安全性重要？我認為安全性是第一位的。這個安全性是不是面臨著威脅？我說懂中國歷史的人都會有一種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是兩個原因導致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傳統、政治慣性，就是一種社會轉型為另一種社會時，只有一種方式，就是絕對沖突的、崩潰和再建的模式，從來沒有說，轉型是通過協商的、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實現的。不要說近百年來，就是中國社會形成以來的幾千年歷史也如此，所有的慣性和經驗都告訴我們這一點。我們最大的期望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的改革能夠以和平的方式、漸進的方式，化解它的主要矛盾，建立起安全的、可預期的社會秩序。

　　第二個問題是，改革開放越深化，跟世界的聯系越多，社會價值的對立表面上隱藏了，骨子里又生出來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的安全度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因為市場經濟是個秩序經濟，對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有高度依賴性。我們的制度還待建和在建立過程中時，社會提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和理性目標，那就是安全。

　　理解了中國的社會需求是這種安全的需求、政治穩定的需求，那么，我們在傳播上能起什么作用呢？怎么能滿足一下這個需求呢？我說，我對這個片子沒有別的要求，將來播了以后，中國觀眾只要能領會和學會兩個字，我們就功德圓滿了，那就是“妥協”。

　　《大國崛起》解說詞：

　　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當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當然知道這一點，她卻并沒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劇。盡管在《哈姆雷特》這樣的劇中，就有“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這樣的臺詞，但這并沒有影響伊麗莎白女王就坐在舞臺對面的包廂里看戲。

　　女王的寬容，成就了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而女王的開明并不僅僅表現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她也表現出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女王明白：權力的基礎是全體英國人組成的民族，沒有民眾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沒有立身的可能。為了獲得民眾的支持，伊麗莎白一世在強化王權的同時，恪守了祖先傳下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

　　這一政治傳統，來自于一段古老的往事。

　　在英國實行封建制度初期，國王與貴族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按照本分自己應該擁有什么，不應該擁有什么。雖然沒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長日久，國王和貴族遵照彼此間的承諾，各自履行義務、享受權利，成為英國社會約定俗成的一種規則。

　　13世紀初，英格蘭出現了一位好戰卻又屢戰屢敗的國王約翰。為了維持戰事，約翰王加緊了對市民和貴族的盤剝。他把貴族們的繼承稅上漲了100倍，兵役免除稅提高了16倍，與此同時，牛、羊、小麥的價格也都出現了成倍上漲。

　　約翰王的無所顧忌破壞了貴族和國王之間那個不成文的卻流傳已久的慣例，到了1215年春天，憤怒的貴族們集結起來，武裝討伐國王。理由很簡單，就是國王沒有履行他的義務，卻要求比慣例規定的更多的權力。

　　1215年6月15日，面臨絕路的約翰王，不得不同意與25位貴族代表舉行談判。那是一場艱難的談判，刀光劍影下，貴族代表與國王進行了整整4天的交鋒和妥協，最后，《大憲章》——這份和平停戰宣言終于簽署了。

　　《大憲章》里有兩條最著名的條款，以后寫進了英國的大法，第一條就是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另一條是，如果法庭沒有判決，國王也不能逮捕和剝奪他人的財產。這兩個條款表明，臣民的權利是獨立的，不是國王恩賜的，所以國王也不能剝奪它。

　　在大英圖書館的珍品展廳里，一張黑粗泛黃的羊皮紙，靜靜地躺在玻璃板下幽暗的光影里。這張單薄的羊皮紙，就是距今已有約八百年歷史的《大憲章》，雖然它的邊緣已經殘破，當年用羽毛筆書寫的字跡也早已模糊，卻成為對君主權力進行限制的永久見證。

　　它一共只有63款，短短幾千個字，卻是第一次把國王和貴族之間一直以來既約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權利關系，轉化為了明確的法律文字。從此以后，英國國王的權力不再是至高無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權力。

　　在約翰王簽訂城下之盟后，英國的歷代君主，不斷地將《大憲章》稍加修正后繼續頒布。幾個世紀下來，《大憲章》前前后后總共頒布超過了40次。盡管在很多時候，《大憲章》并不被大多數英國人明確感知，但是，這種長期的重申和普及，卻積累起深厚的傳統力量，將契約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國人的思想根基。

　　就在《大憲章》簽訂21年之后，英國的官方文件中出現了“議會”這個詞。這個由貴族和國王的議事會轉變而來的機構，逐漸成為依靠《大憲章》的法制原則來限制君主權力的重要力量。

　　伊麗莎白一世能夠給英國帶來早期的輝煌，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她遵守了《大憲章》的約定，維持了王權和貴族議會之間的平衡。

　　在伊麗莎白一世45年的治國生涯里，這位善于協調各種關系的女王沒有濫用自己權力和威望。她終身節儉，不輕易戰爭。當王權與議會發生矛盾的時候，她總是會根據情況做出必要的讓步。在她一生中，王權的擴張始終控制在議會能夠忍受的范圍之內。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和秩序給英國帶來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寬松的社會環境。

　　記：中國的歷史傳統里有這種妥協意識嗎？

　　麥：妥協這種社會意識，本質上是交易文明的產物。假定我倆是甲方和乙方做買賣，一旦談不攏，收益全無；一旦談攏，那么在這個利益尺度內我拿多還是拿少，總是有的。商業文明和交易文明是社會理性培養的生存方式。

　　我們這個文明呢，我把它定性為倫理文明，這種物質生產方式在精神上是倫理形式的。這種形式內，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并且這種道德是絕對化的，或者這樣，或者那樣，從來沒有大面積的社會妥協。

　　這樣一種文明，它在政治上，表現為一種規律性的周期性的王朝震蕩。王朝的震蕩表面上很殘忍，但實際上它是我們這個文明的內在需求。它需要通過激烈的王朝震蕩，蕩滌社會風氣，摧毀社會財富，就好像打掃我們的櫥柜一樣，讓幾百年的新王朝重新再來。也就是說，財富的毀滅，有文明的正當性。

　　一個追求發展的社會，它會積累財富作為發展的基礎。但我們這樣一個社會，摧毀財富，社會整體崩潰、重建，然后又安安穩穩幾百年過去。它不以發展為目標，不以生活方式的變動為目標，而以道德的完善和發育為目標。道德精神是絕對性、排他性的，而商業精神才意味著包容性、妥協意識。因此骨子里面，我們這種文明沒有妥協意識。

　　記：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里，妥協不是必然的東西。它是從歐洲歷史產生的獨特觀念，變成了具有普遍價值的觀念意識。而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必須接受這個觀念？

　　麥：我們走到今天，中國社會的目標已經不是自己的歷史目標。自己歷史規定的方向已經不是這個社會的方向。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精神痛苦社會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此。

　　社會發展的方向是什么，這個方向不是你自己確定的，而是西方文明確定的。西方這種文明帶來了工業革命，帶來了以科學技術為背景的物質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會伴隨著政治制度的要求，市場經濟、民主化，它們本質上是同一回事。當這個社會方向確定以后，我們用一個中性的詞，叫做現代化。現代化這個方向，不是我們文明的內需，而是外部世界給我們提出的要求。

　　記：我們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嗎？

　　麥：現代化是從西方國家的歷史中內生出來的，這樣一種生存方式由于科學技術的背景和現代制度的背景導致了強大的物質獲取能力，這種能力在民族國家競爭條件下是以強大和支配力為特征的。因此我們現在只能承認這套規則。

　　記：看來你關注現代化如何從一個獨特性的歷史經驗變成普遍性的歷史經驗。

　　麥：我想可以這么說，我們不要過多強調西方的歷史給我們提供的人權、博愛、自由、民主這些概念，也不要過于看重西方社會到今天，他們的制度建設所達到的境界，我們更應該看重的，是這套規則形成的歷史過程。

　　我們正處在達到歷史目標的過程之中。西方歷史過程中的曲折，解決矛盾沖突的方式，比提煉出的概念更為重要。

　　今天既然我們確定了要現代化這樣一個政治目標，要建立中國式的政治民主，無論這種政治民主是怎樣的，它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解決這些社會矛盾和沖突，我們的目標也好，西方的經驗也好，都意味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合作和妥協，是成本最低的，代價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這種妥協意識，才能尋求和成全一種妥協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實就是一種妥協的制度。沒有這種普遍的社會妥協意識，就不能支撐，不能養育，也不能維護一個試圖妥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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