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實名制面臨法律尷尬

　　北京青年法律學者郝勁松認為，手機實名制首先遭遇的是法律障礙，因為從目前的法律法規看，推行實名制很難找到法律依據。

　　我國的“居民身份證法”有明文規定，遇到戶口登記、兵役登記、婚姻登記、申請出境等情況，以及法律、行政法法規規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情形，才需要出示身份證。即全國人大、國務院發布的法律、行政法法規，才有規定居民出示身份證的效力，而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門出臺的規章效力低于行政法規。

　　他認為，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在起草過程中，應該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意見，如果涉及六億多手機用戶的利益，應該由立法部門召集消費者代表、工商業界等社會各界人士召開立法聽證會。否則“關門立法”制定出的法規規章，出臺后會遭到很多異議。

　　據介紹，手機實名制以后，每一個手機對應一個人，一旦公安部門接到騷擾信息的舉報將很容易鎖定涉嫌人，依法進行處置。但有網友表示，手機信息騷擾的來源主要有兩類，個人手機用戶和服務提供商(SP)。針對前一種來源的信息騷擾，實名制會起到顯著的遏制效果，但對后一種垃圾短信卻效果不大。而占垃圾短信絕大多數的恰恰是后者。因此以實名制治理信息騷擾難保有效。

　　盡管問題如此，但在手機實名制是否符合發展趨勢的問題上，專家們的意見基本一致，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凌力指出：“因為手機實名制是手機成為信息終端的基礎，也是手機行業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沒有實名制，很多基于實名制的應用很難開展，比如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

　　既然實名制是大勢所趨，那么手機實名制可能帶來的問題，該如何應對？

　　“說到底，解決信息騷擾和信息詐騙的問題，關鍵不在于是否實行手機實名制，而在于法律制度和執行能否跟上？能不能有效確保實名登記信息的真實性？能不能切實保護公眾的個人隱私？能不能確保侵害個人隱私、甚至以此牟利的行為得到懲戒？”顧曉鳴說。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一些常年困擾社會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問題必須得到切實整治，實名登記的個人信息必須有嚴格審查，“如果身份證制假的我們都管不了，怎么可能通過實名制避免垃圾信息的騷擾甚至詐騙。”顧曉鳴說。

　　此外，對于電信運營商的監管同樣不可忽視。顧駿認為，要保護手機用戶的隱私權，就要管理好運營商，讓電信系統守住底線。應當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一方面確保用戶個人信息和隱私在運營商環節不被泄露，一方面要規定運營商不得將手機用戶信息用于商業目的，即使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也必須有法律作為制約，否則將予以嚴厲懲處。其實，很多國家如美國、日本、韓國等都已經建立了手機實名制和相應的法律法規，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