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杭州飆車、網絡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在經過了30年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能否維持家族基業的延續，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后發的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富翁們的發家史與中國當今許多富人一樣，多少憑借了體制之弊或灰色經營，創造出一個個財富神話。但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入，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必然會走向規范化，先輩的“優勢”必將難以為繼。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家族企業在生產銷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詭云譎的全球資本市場。面對這樣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們還能將家族控制維持下去嗎？通觀資本主義歷史，答案是“難”，即便他們接受過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論那些不學無術、只圖奢淫驕縱的富二代們。

　　A 亞洲富人依靠壟斷發家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東南亞的發展是成功的。該地區4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和工作機會的增長與出口的擴大并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擴大，或直接來自跨國公司的生產，或來自當地小制造業企業的代工合同。而這個地區那些身價過億的富翁們，則避免介入出口制造，因為那需要參與全球競爭。相反，他們在當地的服務性經濟中———如港口裝卸、房地產、電信和賭博等行業，通過政府優惠、壟斷地位和企業聯合從而發財致富。

　　東南亞金融危機十余年過去了，這個地區的億萬富豪仍然處于支配性地位，因為顯見的有違常規的體系從未受到觸動。即便被列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亦未能通過反壟斷法，而在全世界各個發達國家中，反壟斷是社會經濟的一個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競爭的叢林里，這些依靠體制取得壟斷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過是只無牙老虎，不能推進規則的制定，不能產生技術和品牌創新，不能促進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總之無力參與國際性競爭。所以在這個地區，只有被內部媒體吹捧的地方性億萬富翁。但在運作商業方面，與西方那些商業巨頭相比，他們還是個幼稚的孩童。

　　對工人階層和中產階層的亞洲人來說，過去十年不平等狀況日益上升。即使是兩個最富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其衡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數都與阿根廷的城市旗鼓相當。金融危機后，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相當部分的人生活在世界銀行的2美元/天的貧困標準線以下，接近貧困線的人比拉丁美洲還多。時至今天，這個地區驕縱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看起來很可能聽憑國家滑入拉丁美洲的泥沼，因為他們繼續高高在上地過著驕奢淫佚的生活，而忽視普通人墜落到貧困的黑暗中去。

　　B 財富交接易生豪門恩怨

　　無論如何，二戰后伴隨亞洲經濟成長而致富的一代已經不再年輕了。即便這群人中最顯要的，如香港的身家分別達230億美元和17億美元的李嘉誠和李兆基，都已年近八旬。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八十多歲了，而臺灣塑料大王王永慶年過九旬，是《福布斯》雜志上年齡最大的亞洲億萬富翁。“戰后時代還是青少年的企業家們今天都已到75歲至80歲之間了”，溫德爾家族企業國際中心主任蘭德爾·卡洛克說，“他們要交接班了。”

　　盡管亞洲富人的壟斷具有傳統和文化的雙重基礎，但亞洲在經濟起飛之后恐怕也不能逃避世界其他地區的道路。美國工業家們(如卡內基和洛克菲勒)19世紀建立起來的商業帝國，在20世紀很大程度上都被分解了。21世紀，同樣的命運看上去正在等待著亞洲許多戰后時代崛起的財閥大亨。

　　正如一句中國俗語所云：“富不過三代。”這會應驗嗎？芝加哥凱洛格管理學院家族企業研究專家約翰·沃德說，由于家族統治而產生出來的種種問題，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內部風險包括，在族長的諸多繼承人中出現的繼承爭端、裙帶關系與兄弟姐妹間的敵對和所有權的分散稀釋。外部風險則是，戰后時代父輩利用政府袒護獲得國內市場壟斷的好日子不再了，國內市場將不斷開放，全球金融市場日益介入，需要本地企業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更透明的財政制度。

　　沃德說：“在所有社會，在家族企業歷史中最脆弱的時刻就是兄弟姐妹合股的一代，也就是兄弟和姐妹們共同擁有、有時候甚至共同管理公司的時候。”亞洲已證明確實如此。雖然成功地向兄弟姐妹合股轉變業已發生，但具有警世意義的故事是悠長的。譬如在韓國現代公司，兄弟三人相互爭斗促使集團于2002年分崩離析。兩年后，印度“信賴集團”創始人阿姆巴尼的兒子們因為在管理問題上存在分歧，將這個國家最大的工業公司一分為二。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分家拆伙并不是基于商業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