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G20)對自己的定位逐漸由一個清談場所轉變為一個針對全球問題開展有效集體行動的一個嚴肅論壇。毫無疑問，G20掌控并代表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大部分，無論根據市場匯率還是購買力平價，G20成員擁有世界GDP的85%~90%，并擁有幾乎2/3的人口。

　　盡管對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金磚四國不斷增長的力量有很多贊頌和希望，新興市場國家在升級的金融穩定委員會中也有了更大的代表權，同時在諸多國際監管標準機構中有更多的參與，但我個人最大的憂慮是：新興市場國家在成為其中一員之后，是否僅是簡單地唯七國集團馬首是瞻。畢竟，七國集團在全球治理、機構研究及政策分析能力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我們之中有人不會忘記，近年來金融危機最好的指示器正是經合組織的新成員國。幾乎每一個新的經合組織成員國，如土耳其、墨西哥及韓國，都在加入不久后便經歷了金融危機，因為他們開放得過早，尚沒做好應對潛在全球性沖擊的準備。

　　實體經濟入手是解決危機之道

　　G20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確保成功預防未來的金融危機？

　　實際上，日本為應對由上世紀80年代資產泡沫導致的通貨緊縮壓力，用一種債務泡沫來替代銀行和公司在股票市場及房地產市場上的損失——本質上是用合GDP兩倍的財政債務來替代泡沫損失。這種債務泡沫只有通過零利率才能持續。如果通脹回歸日本利率上升，債務泡沫的緊縮將使以國內退休人員為主的債券持有者蒙受巨大損失。實際上，因未能進行大規模的國內改革，產能過剩的問題延續到了后代。

　　現有的救市計劃也包括傾全力保護銀行系統，這同樣產生了一個與日本相似的悖論——沒有關閉那些“僵尸金融機構”，相反卻給予巨大的息差以讓它們生存，這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了巨大扭曲。

　　首先，銀行管理層拿著高薪遠走高飛，因為有全額存款保險及政府所有制的保證。目前利潤的多少是來自管理層的能力呢？第二，在零利率政策下，激勵架構被扭曲，故不能對風險定價。如果沒有政府進一步的援助，社會中弱勢的中小企業面臨較高的息差且難以獲得信貸，而國有企業及大型跨國企業卻享受優惠利率。第三，僅靠匯率調節無助于本質上的全球調整，因為日本經驗說明盡管貨幣大幅升值，經濟仍會持續擁有大額順差。如果生機勃勃的新興市場也像日本那樣因為匯率沖擊及國內泡沫而經濟增長放緩，那么全球增長將進一步放緩。

　　目前救市工作實際上在做的是對有效率的實體經濟部門的公司和儲戶征稅來補助僵尸金融機構，企圖將失業率控制在社會可接受的水平。我們需要實體部門的解決方案，不是滑稽的貨幣游戲。總之，金融工程的危機不能用更多的金融工程來解決。從實體經濟入手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