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

　　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還要20年

　　實際上，從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作為“重新發現‘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經廣泛為人關注，被認為遲早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和創始人之一，奧利弗·威廉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名至實歸。

　　對另一位獲獎的女經濟學家不是很了解。不過，她既然也是因為制度經濟學方面的成就獲獎，充分說明了制度經濟學在此次評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經濟學學者在此次諾獎評選中脫穎而出，說明了社會對這一經濟學科的充分認可，雖然也有研究金融、環境經濟學甚至行為經濟學的學者被看作獲選熱門，但是相較來說，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決定經濟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經濟學是在市場已經成型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開始時西方經濟學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計劃經濟。尤其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放棄了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所以當時“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廣泛關注，人們想了解為什么這些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市場經濟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計劃經濟手段卻被認為對緩解危機有效，于是“新制度經濟學”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占多數？茅于軾表示，做學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財力，二是要思想自由。這兩個條件美國都充分具備，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多出在美國。

　　與之相較，中國雖然現在有了些財力，但是思想方面還欠缺創新性，所以獲得諾獎“至少還要20年。”茅于軾說，中國的應試教育，中國的經濟學者缺少創新性思維是中國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的科研環境還不

　　利于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要想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先要從教育抓起，改革原來的應試教育，從模仿式改變為創造式，舍棄灌輸式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讓教育也百花齊放，才能解決根本問題，讓世界更加認可我們的經濟學者。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桂田：

　　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黃桂田重點從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作用這一角度進行了點評。

　　他說，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形成的以哈佛學派為代表的產業組織理論影響下，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在電力、鐵路等自然壟斷性行業及公用事業等行業加強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帶來了低效，即“管制失靈”。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在這些自然壟斷行業和公共事業開始對管制進行改革，此次獲獎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奧利姆·威廉森所從事的新的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以及關于公共事業的規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對政府的產業組織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國，隨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為中國企業的改革、所有制結構的改革、體制轉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框架。中國國內的一大批經濟學家也在其影響下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產生了重要影響，像林毅夫、周其仁、劉偉、張維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此次將諾獎頒給這兩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她)們在新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與政策及政府規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響的成果，也許目的就在于引導經濟學家們針對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加強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場與政府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