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被認為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一年。按照2007年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確立的“巴厘島路線圖”，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國際社會應就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達成新協(xié)議。否則，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之后，全球將沒有一個共同文件來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這將導致人類遏制全球變暖的行動遭到重大挫折。也因為此，這次會議被廣泛視為人類遏制全球變暖行動最后的一次機會。而會議的焦點，就是各國對溫室氣體排放將承擔何種責任。其結果將對各國的能源發(fā)展戰(zhàn)略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同樣也會影響到各個能源企業(yè)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和戰(zhàn)術選擇。目前，哥本哈根會議已進入倒計時，而中國的準備工作也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

　　2009年10月30日，北京王府井勵駿酒店。

　　盡管北京街頭早已寒風凜冽，但酒店內正在召開的“2009(首屆)中國能源企業(yè)高層論壇”卻人頭攢動，暖意襲人。下午的“新能源分會”上，最后一個出場的是中國社科院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華。作為國內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專家，他的演講題目定為“展望哥本哈根氣候協(xié)定”。

　　主辦方如此安排論壇壓軸顯然頗具深意——再過25天，哥本哈根這座北歐城市就將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屆時，被喻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全球性氣候會議——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將在當?shù)卣匍_(下稱“哥本哈根大會”)。

　　對人類而言，這是一輪關乎命運與存亡的大博弈。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糾葛，人們對此次大會立刻就誕生一項新的能夠替代《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xié)議不抱太大希望，“更可能的結果是先宣布一項政治框架協(xié)議。”潘家華在論壇上說。

　　而對中國來說，它更像一道直面壓力和挑戰(zhàn)的斑馬線——因為一旦大會無果而終，外界普遍擔心中國可能會“背黑鍋”，并將在貿易領域遭遇更多麻煩。

　　為此，中國有必要在世界面前有所行動，以兌現(xiàn)前不久做出的“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的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借此次氣候大會之機‘催化’一批新能源產業(yè)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最有可能發(fā)布的是新能源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國家發(fā)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周鳳起昨天對本報記者說。

　　現(xiàn)實：先訂框架 再謀實質？

　　業(yè)界一直以來認為，人類的底線是要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甚至更低，一旦超過2攝氏度全球變暖就會超出可控的范圍，那時即使人類想采取補救措施也沒有機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升的趨勢必須在2015年前得到扭轉。在這一背景下，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大會就被賦予了沉重而艱巨的歷史重托。

　　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糾葛，人們對此次大會立刻就誕生一項新的能夠替代《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xié)議不抱太大希望。

　　“一個國際氣候協(xié)定的出臺有三個基本點：一是科學認知；二是政治意愿；三是經濟上的利益。目前，前兩個基本點已趨同，只有最后一個分歧很大。”潘家華說，“從經濟上考慮，發(fā)達國家擔心一旦減排，現(xiàn)實的經濟代價太大；發(fā)展中國家則擔心現(xiàn)在減排將約束長遠的發(fā)展空間——這樣一來就南轅北轍了。”

　　而這也是他認為哥本哈根大會很難達成實質性減排協(xié)定的原因。

　　另一方面，長期占據(jù)全球排放第一大國位置的美國，其國內的政治壓力也是阻礙減排的一大牽絆，“畢竟，美國能否履行義務還需要看國會是否授權。”潘家華說。

　　值得注意的是，聯(lián)合國氣候談判代表上周說，雖然12月份哥本哈根會議的最后期限在即，但可能還需一年時間才能敲定氣候協(xié)議的細節(jié)。此外，參與氣候談判的中國外交部官員近日也表示,“實際談判將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這次會議將會是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抉擇：中國減排之路

　　和美國一樣，已躋身全球最大排放國之列的中國勢必也會成為此次氣候大會一系列博弈和爭議的中心，其在減排方面的一舉一動同樣牽動著氣候大會各方的神經。

　　潘家華向記者談到他此前在紐約參加聯(lián)合國氣候峰會時的一段小插曲。那次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向世界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當時坐在我身邊的是毛里求斯首相，他問我，胡主席承諾的15%屬于是電力能源還是總能源的15%？現(xiàn)在水電已經了占15%—17%，再進一步發(fā)展的話應該是總能耗的15%。他隨后說要做到這樣你們很難。可見，這些小國家對中國還是很有研究的。”潘家華說。

　　他認為，中國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究竟比2005年“顯著下降”多少取決于發(fā)達國家的深度減排能達到多少，“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取決于發(fā)達國家在資金和技術方面對中國減排的支持。如果沒有相應的技術和資金，‘顯著下降’也會打折扣。”潘家華說。

　　在他看來，中國在有些方面是不可以承諾的，例如絕對的減排量；另一些則需要慎重考慮，例如溫室氣體的排放峰值——有人說是2025年，也有說是2035年。

　　希望：減排未動 政策先行

　　不過，在不少觀察人士看來，一旦此次大會無果而終，中國面臨的壓力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甚至可能“背上黑鍋”。這催促中國必須適時有所行動，向全世界兌現(xiàn)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