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經濟復蘇是強力刺激的結果，寬松貨幣政策是實現內生性復蘇的基本條件

　　從2009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以及相關指標來分析，GDP增長達到7.1%，投資、消費都很旺，各種信心指數都在往上走，經濟復蘇已成定局。但從內在的經濟運行狀況來看，再次下滑的風險并非不存在。

　　這是由我國兩個“二元結構”所決定的。一個二元結構是城鄉二元結構，另一個是內外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了經濟上的“斷層”，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以及投資創業能力都處于不同的層次，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是不對稱的。在市場的推動下，資金、勞動力都是單向地從農村流向城市。非農產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和勞動力過剩(大學生和農民工)都很難通過農村需求來消化。而內外二元結構是指經濟體形成兩個部門：為內需而生產的部門和為外需而生產的部門。這兩個部門是相對獨立的，短期內難以相互轉化。為外需而生產的部門多年來形成了相當大的規模，其生產能力巨大，內需無法替代外需來帶動它發展；而且，外向型生產部門缺乏內銷的營銷體系和市場網絡，為外需而生產的產品難以在短期內變成內銷產品。在外需急劇下滑且一兩年之內全球經濟難有改善的情況下，內需短期內無法替代外需來消化其過剩產能，只能靠政府的強力刺激來緩解產能過剩和勞動力過剩的狀況。政府的4萬億刺激方案為期兩年，如果兩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之后，上述兩個二元結構沒有明顯改善，內需動力依然不足，而在外需仍然萎靡不振的情況下，政府若無能力再行強力刺激，經濟增長將會再次滑坡。從現有的情況來看，財政狀況已經相當緊張，這樣的擴張力度兩年后是否還能持續令人懷疑。顯然，當前的經濟狀況還離不開貨幣政策。

　　而且，依靠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尤其是在主要靠公共投資手段刺激經濟的情況下，會擴大政府配置資源的份額，相應地減少市場配置資源的份額，這與市場化進程是相悖的。盡管為了應對危機不得不強化政府干預，但對于正處于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經濟體而言，政府強力干預時間過長很容易導致體制復歸。而貨幣信貸政策卻不存在這個副作用，同時可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加有助于形成內生性的經濟復蘇。在總體過剩，也就是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依然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能孤立地從貨幣數量來判斷通貨膨脹的風險。

　　再從貨幣狀態來分析，隨著經濟回暖，“冰凍”的貨幣即使在減少，但也不會變成氣化狀態，更多地會成為像蜂蜜一樣的液態，具有黏性。也就是說，投放的貨幣信貸不會均勻地流到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和各個主體。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例如，我國不存在凱恩斯所說的那種貨幣工資剛性，工會力量薄弱，工人的集體談判力量弱小，就是產生了通脹預期也難以轉化為工資上漲。盡管連續幾個月信貸放量增長，但名義貨幣收入并未因此而相應地有更快的增長。這從M0的增長遠遠慢于M2和M1可以間接地得到佐證。2009年1—7月份流通中的現金M0同比增長11.59%，凈投放現金25億元，同比少投放541億元。聯想到大量使用現金的農民工，就不難想見其原因了。2億多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減少了，再從不少地方競相降低最低工資標準的情勢來看，工人工資并沒有因貨幣信貸政策擴張而上漲。盡管今年上半年信貸增長很快，但農民融資、中小企業融資依然相當困難。這說明大量投放的貨幣信貸不少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和政府的投融資機構手中。至于股市、樓市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恰恰說明流動性滯留相當嚴重，除了政府的大項目和大企業之外，實體經濟依然缺乏流動性。對未來收入預期不樂觀、儲蓄快速增長、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如此等等，均說明當前整個“貨幣狀態”依然處于“冰點”，流動性滯存短期內難有改善。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通貨膨脹是一種幻象，是僅僅依據貨幣數量論的邏輯主觀推導出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收緊貨幣信貸政策，將會導致實體經濟中流動性緊缺雪上加霜。

　　總體來看，貨幣信貸政策總量上宜保持穩定。為防止因流動性滯存引起的資產泡沫轉化為銀行體系風險，應主要在信貸結構上做文章，創新金融機制，激活實體經濟。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可貸資金大大增加，銀行貸款能力大為提升，而且銀行也有積極性。但機制陳舊，管道不足，使信貸資金供應與信貸資金需求之間錯位，這也客觀上加重了流動性滯存，加劇了貨幣狀態的黏性，從而出現了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的奇觀：實體經濟領域資金緊張，而虛擬經濟領域資金充裕；商品價格負增長，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由此看來，借此機會，加快金融改革倒是正題，一方面，使防范金融風險變被動為主動，于改革之中形成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另一方面，使貨幣信貸政策更為有效，走出政策操作上左右為難的窘境。

　　(劉尚希 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