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矛盾憂患

　　抓住重新審視勞資格局，消除勞資矛盾隱患，調整勞工政策的機會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琳

　　“今年7月，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來調研時，我們就反映說勞動爭議案件在勞動仲裁部門立案后，要拖3個月才開庭，遠遠長于《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45天的裁決期限。沒想到現在10月份立案的案子，竟然要到明年8月開庭，于工人一方非常不利！”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時福茂律師激動地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我們也明白，不是勞動仲裁部門辦事不力，而是勞動爭議案件爆棚了。”

　　時福茂告訴記者，時至年終，群體性勞動爭議案件呈猛增態勢。“原來20人以上的群體性勞動爭議案件，一個月能接一兩個，最近每天都有這樣的案子上門”。

　　這位活躍在勞資關系處理一線的公益律師，感覺是敏銳的。僅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立案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就達51.9萬件。被專家認為“屬高位運行”。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近年來各地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從2005年的31.4萬件，攀升至2008年的69萬件，翻了一倍還多。

　　最高人民法院給出的數據則是，各級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達28萬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萬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區此類案件更呈激增之勢，如今年一季度，廣東、江蘇、浙江增幅分別高達41.63%、50.32%和159.61%。

　　與此同時，由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訪專家學者對此的認識更加趨于一致——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矛盾。

　　來自產業工人的“激化”反應

　　2009年，一些地方產業工人參與的群體性事件較為活躍。4月，有河北保定棉紡廠千名職工沿國道“徒步進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漢鍋爐廠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鋼事件以7個高爐一度停產、1名企業高管被毆致死的“雙輸”后果，震動全國；8月，河南林鋼事件中市國資委副主任被軟禁90小時；11月，重慶嘉陵機器廠工人發生“罷工”等。

　　“勞資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是今年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社科院群體性事件研究專家單光鼐說，“在其中，我們尤其看到了產業工人的力量。大工業、現代化工業生產領域的勞資關系動向，需要高度關注。”

　　在受訪專家看來，與20世紀90年代末的國企職工群體性事件相比，2009年的情況也許并不算很糟。但一個觀察的前提是，今年并沒有大規模“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刺激動因。

　　“國企改制十幾年了，工人們透過自己的父親、哥哥們下崗后所遭遇到的經濟補償、再就業、養老、醫療等具體的生活境遇，已經對原有的改制方式有了切身的體驗。他們知道，再這樣對待他們是不行的了”，單光鼐說。

　　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對本刊記者說，國企改制過程中，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無視職工的民主權利，擅自決定企業破產、出售、轉讓、兼并等直接涉及企業生存、職工命運和國家利益的重大事項，甚至賤賣國有資產；一些地方企業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細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導致一些企業改制重組中勞動關系調處政策落實不到位，損害職工合法權益。

　　張建國認為，國企改制引發的某些群體性事件主要特點是，有明顯的弱勢群體性、較強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會矛盾性和法律法規的相對滯后性。“而且，不同于中小企業職工維權的相對分散性，大型企業的職工比較集中，組織化程度也高”。

　　“通鋼、林鋼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工人的憤怒情緒和行動步調是如此的一致。如此心齊，這與產業工人天然的生產方式緊密相聯”，單光鼐說。

　　班組-車間-分廠-總公司，這是大多數大型企業所具有的組織結構。正是這種結構造就了產業工人有紀律、有組織性的“資源優勢”。“一個班組內，大家的工資福利是一樣的；一個車間里，大家的處境是一樣的，一個分廠中，大家面臨的前景是一樣的。這成就了一個利益相對一致的‘同質性’較強的群體，相當于一個熟人社會，動員力相當強大，行動起來也很便捷”，單光鼐說。

　　在東北老工業基地，這樣的特點更加明顯。有的地方一個城市就是圍繞一個大型國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區即是“一個產業一個區”。地理空間一致，生產方式一致，利益一致，產生了強烈的集體認同感。

　　與以往相比，此類群體性事件的“策劃力”也明顯增強。比如與以往幾千職工同時靜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體性事件中，工人改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頭，形成持續性壓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橫幅和標語也顯示出存在事前策劃的步驟。

　　“與甕安事件中臨時扯塊白布、用毛筆草草寫出的標語大不相同，今年的標語一般都是美術字、印刷質地規整，說明提前是有準備的，組織化程度更高了”，單光鼐說。

　　“多年來積累的勞動關系矛盾，加上國企改制引發的新矛盾、新問題，正在改變工人的心態。一些地方黨政部門對工人的心態又缺乏及時的了解和準確的把握，甚至錯誤地估計和處理工人們的合理利益訴求，導致矛盾激化，釀成惡果”，張建國說。

　　勞資群體性事件進入高發期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勞動關系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涉及經濟層面、社會層面、穩定層面，至為復雜。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帶來了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化。需要高度重視的是，近年來由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顯著增加。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政府把“執政能力”簡化為GDP的增長能力，為了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較多地考慮對資本的吸引力，而對相關社會政策與勞工權益的維護較為忽視。在各種亮麗的經濟數據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不和諧現象不斷出現，使勞動關系的脆弱性不斷擴大。

　　“我國勞動關系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率在加快，規模在升級，已經進入了高發期和多發期”，張建國說。

　　據山東省總工會統計，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體性事件就共發生52起，主要誘因是欠薪、經濟補償金和歷史遺留問題。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在全市群體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頭中，以勞資糾紛類增長最快。2008年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達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總所作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勞動關系和職工權益狀況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工會主席中有50.4%對“未來一年將成為集體勞動爭議集中爆發期”說法表示“贊同”或“說不清”。同時，對“未來一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會明顯增加”這一說法表示“贊同”或“說不清”的占55%。由此可見，仍有一半以上的工會主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憂慮。

　　張建國說，企業工會處在協調勞動關系的第一線，對勞動關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業工會主席對勞動關系的走向表示憂慮，應該引起各級黨政部門的高度重視。

　　此外，今年勞資群體性事件的對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門前靜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經升級為勞方和資方、政府工作人員、警察的肢體沖突。通鋼事件、林鋼事件中還出現了軟禁、毆打致死的情況。受訪專家坦言，中國的勞資關系處理已經出現暴力化傾向。

　　忽略農民工的權益保護

　　2009年的勞資矛盾有一個廣闊的背景——國際金融危機。去年11月，國務院出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使中國經濟形勢從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畫出了一個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傳來了“全年‘保八’毫無懸念”的樂觀預測。受訪專家認為，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關系領域的沖擊及后續效應卻并非如此樂觀。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9年帶領他的團隊進行了一次“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勞動關系領域問題”的調查。他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業、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壓力驟增，尤其是一些私營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紛紛調整生產經營方式、勞動管理制度和格局，導致勞資雙方原先確定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發生一系列變化，由此引發了勞資摩擦與沖突。

　　“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么大面積、這么多企業幾乎是同時進行調整的情況，這其中既有不得已調整的，也有人為鉆空子的違法行為”，蘇海南說。

　　其一，許多企業調整了人員招聘配置制度和辦法，從微觀看影響了企業用工數量，從宏觀看影響了全國的就業總量和結構。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農民工返鄉潮。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09年春節前返鄉農民工為7000萬人左右，約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0%。

　　而農村基層社會一時間卻很難承載這一重負。“我們在湖北石首的調查發現，在事件發生之前，‘滿大街都是小伙子’，都是返鄉的農民工，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拿到足額的工資，是帶著情緒回家的，這都是不穩定因素”，單光鼐說。

　　其二，一些企業調整了工時和休假制度。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去年11月所作的調查中，有40%的企業沒有實行“帶薪休假”制度。“實際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蘇海南說。

　　一些企業由于沒有訂單，將標準工時制改行綜合計算工時制、不定時工作制，將“常白班”改為“兩班倒”、“四班三運轉”，甚至“隨機班次”，其中不少企業事先沒有經過向勞動保障部門申請或與勞動者協商。

　　其三，一些企業調整薪酬福利和社保繳費比例，采取凍結加薪、壓縮福利預算、加大薪酬制度的彈性、減少或暫停支付加班工資等辦法，或者未按政府規定擅自下調社保繳費比例，引起職工收入水平和結構的變化。

　　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今年上半年職工工資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1個百分點，為2001年以來最低。據蘇海南的課題組所作的典型調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許多外向型中小型企業的工人工資下降了20%～30%。

　　同樣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9年有5.8%的返鄉農民工即406萬人被拖欠工資。珠三角的欠薪問題再次反彈。在山東、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韓、港、臺資企業欠薪出逃的事件頻頻發生。“外企欠薪出逃所涉及的人數和欠薪額度，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蘇海南說。

　　其四，勞動者勞動條件的改善步伐被拖慢。今年6月，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開胸驗肺”事件，以極端的維權方式再次將中國職業病防治和安全生產的軟肋暴露在人們面前。

　　“金融危機來了，訂單少了，原來想改善勞動條件的也沒錢改善了。等到經濟回暖，企業又加班加點生產，使得原有的安全生產矛盾更加突出”，張建國說，“我們要透過樂觀的數字，看到被掩蓋的實質性矛盾。尤其是近1.5億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問題，如果中國沒有農民工這個特殊勞動者群體所起到的‘蓄水池’作用，金融危機造成的沖擊所激化的勞資矛盾會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