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23歲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縣人。2008年10月，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他所在的工廠因為接不到訂單，在時開時停了一段時間后，把工人們都辭退了。在找了幾天工作無果后，小朱回到了闊別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電話，他再次來到了東莞，并在同伴的介紹下，進了厚街的一家服裝廠，做了一名服裝縫紉工。

　　“雖然服裝廠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廠要好一些，但我覺得工資還是太低了。”小朱對記者說，以他剛辭職的東莞某服裝廠為例，工廠給予他們的底薪為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時的加班費，每個月的收入大約為1200—1500元左右，還是無法實現自己出門掙錢的目的。

　　他這樣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因為吃不慣工廠里的飯菜，他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每個月的租金是260元，如果算上水、電、煤氣、衛生、有線電視等各種費用，約需320元左右；此外，吃飯、購物、乘車、加上偶爾去臺球室打打臺球、陪朋友下下館子，每個月的開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說，每個月拼死拼活、沒日沒夜地干活，掙的工資僅夠自己縮手縮腳的開支。”他說。

　　“至少也得找個一個月能掙3000元的吧。”對于辭職的原因和自己對于工資的期望值，他不假思索地對記者說，“以前都是工廠挑我們，現在東莞民工短缺了，我們也要挑一挑工廠。”

　　像小朱這樣辭職出來找工作的農民工在東莞甚至整個珠三角地區并不在少數。根據東莞市勞動局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提供給本報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前不久，該局分別在出租屋和勞動力市場對600名農民工進行了一項抽樣調查，其中，在出租屋接受調查的400名農民工中，有70人沒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動辭去原來工作”的占41.4%；而在勞動力市場調查的200名求職農民工中，139人沒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動辭去原來工作”的占36.7%。

　　在當天的采訪中，記者還遇見了分別來自湖北的小玲和江西的小艾等3個女孩子，她們也在10天前辭去了原來在鞋廠的工作，結伴出來想找一份“上班時間短些、工作環境好些、福利待遇優些”的工作。

　　她們告訴本報記者，雖然幾乎所有東莞企業都在大喊缺工人、招工難，但工資待遇并沒有相應提高。從她們近一個星期在東莞多家企業的求職情況來看，幾乎所有企業的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這正是2008年4月1日東莞開始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民工荒”并沒有讓東莞企業增加員工工資。

　　這與記者在東莞調查的情況大致相同。根據本報記者對該市厚街、長安、高

　　等鎮多家服裝、電子、鞋業等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除了位于高 鎮的日本電產(東莞)有限公司給予員工的月基本工資為800元、略高于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外，其余接受調查的企業都是按照東莞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770元／月的標準支付員工底薪。

　　“這不僅低于長三角地區的一些城市，甚至還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資水平。”來自江西贛州的小艾對記者說，在她老家，一些從沿海轉移過去的服裝、電子等企業開出的工資都在1000元以上，并不比這邊低，這讓她有些想不明白。

　　她告訴記者，如果幾天后還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她們準備結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徹底告別珠三角。

　　事實上，不僅是在東莞，在記者采訪的珠三角多個地區，到處都有小朱與小艾們的身影。

　　12月22日，在記者入住的某連鎖酒店廣州流花店，來自江西九江瑞昌的黃琴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她是3天前到該酒店上班的，此前一直在珠三角多個地區的服裝、電子等制造業工廠打工，先后從事過服裝縫紉和電子裝配等多種工作，特別辛苦不說，還掙不到錢。

　　她說，在珠三角地區，不僅是東莞企業給予員工的底薪多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在她此前所打工的中山電子廠，也是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770元支付員工工資，而且企業還不包吃住。即使每天加班，每個月也只能掙到1500元左右，這讓她感到生存艱難。

　　“而服務業就不一樣了，一般底薪都在1200元以上，公司還給予安排食宿、交納社會保險等福利待遇。”她對記者說，以她目前所服務的酒店為例，酒店給予她們的實習期是2個月，實習期間的底薪為1200元，實習期滿后，如果被酒店正式錄用，第一個月的底薪就將達到1600元，并可享受每月4天以上的帶薪休假。(江宜航 王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