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當漲薪從星星點點的勞資博弈演變為燎原之勢，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粗放模式也迎來了偃旗息鼓的倒計時。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會否需要被迫承受外資集體轉移的“后遺癥”？中國又如何走好產業結構調整與區域集群的“平衡木”？這一系列問題引發了學界熱議。

　　漲薪潮≠逃離潮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中國是否正在失去長期以來吸引外資入駐的優勢？作為輿論熱炒的焦點，富士康“將生產線向越南、印度轉移”、“部分搬遷至臺灣地區無人工廠運作”的報道更是層出不窮。在“中國制造”的發展史上，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事件似乎已然成為一道分水嶺。更有報道稱，曾踏著“國際產業轉移”節拍來到中國的制造業、紡織業等正以“加速度”向東南亞、南亞等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區繼續它們的轉移之旅。

　　倘若報道屬實，這一資本“再沉淀”的過程無疑意味著中國“全球工廠”地位的削弱。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對記者表示，從外經部目前調研的第一手結論看，現代制造業、服務業和貿易業仍在加快對華轉移，“向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轉移自己的制造業，這只能說是跨國公司中的個案，去年我在劍橋參加企業高級研修班，跨國公司董事長在對未來企業戰略的判斷中，沒有一家表示轉移出中國市場。 ”

　　前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亦在月度例行發布會上強調，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引外資，因為廉價勞動力并非現階段外資考量的第一要素。據了解，目前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僅是中國中部地區的50%，印度的勞動力成本也只在90%左右。盡管如此，中金公司分析師王漢峰告訴記者，從絕對水平上看，中國制造業工人工資在全球仍具有較強競爭力，“目前中國勞動力人口基數龐大，除印度外幾乎找不到可以相匹敵的國家，因此其它國家對中國制造業轉移承接的能力也將有限。 ”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也認為，在產業配套、規模生產、工人整體素質以及生產技術等多個方面綜合作用下，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仍具有很大競爭優勢，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很難在短期內復制中國當前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在生產要素價格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有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 ”

　　更耐人尋味的是，嗷嗷喊漲的企業薪酬其實只是“補償性漲薪”。有數據顯示，中國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逐年下降，從199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時企業盈余則從23%上升到31%。根據長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潘毅測算，在深圳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資標準應為2293元，而富士康漲薪前一線工人收入僅在1500元-2000元。多位觀察人士都認為，富士康一周內達122%的薪資漲幅其實只是一種“補漲”。

　　省際轉移的合理性

　　由于中國復合性成本較低、薪資基數過小等考量因素的作用，外資暫無大規模搬離國內市場之虞是比較主流的觀點。但既然如專家所言，用工成本不是企業成本考量中的唯一標尺，物流成本、上游產業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場的就近性、棲身地的商業環境、市場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資條件、資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務能力等一系列復合因素決定了去留決策，那么承擔不起高成本的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向內地轉移似乎成了性價比最高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