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把中國勞動力短缺，放在世界工業發展的進程中，就會發現這樣的場景并不陌生。幾乎各國的工業革命都會催生出這樣一個勞工緊缺的階段。但如何最大限度解放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并使其補充到我國的工業化大生產中去？其中所涉及的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流轉，都不是勞動力短缺這一個命題可以涵蓋的

　　★本刊記者/陳曉 趙磊

　　2004年,德國蒂森克虜伯在赫爾德區的鋼廠,來了一群中國人，約有1000人。他們的工作是在兩年內完成整個鋼廠的拆卸。在廢棄的廠房內，他們用夾層板搭起宿舍，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后來，一些德國工人和管理人員頗有微詞，工人們才開始遵照當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最后，他們比約定的完工時間提前了一年。

　　更讓德國人驚訝的是中國工人的工作方式。中國的拆卸隊登上40、50、60米高處的無防護走道，攀爬扶梯和腳手架時，完全不用安全帶。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的記者在場的那天，看到一根細繩從98米高的赫爾德火炬煙囪頂上垂下，一個中國工人吊在繩子上。這位記者在新聞稿中問道：“中國雜技演員到城里來了嗎？”

　　這種在國外引起轟動，被稱為“終極中國外賣”的基層勞動力的干活方式，在國內到處發生著。即使是像楊玉紅這樣30多歲，生過兩個孩子的女人，她告訴記者，在20層樓高的窗臺上，探出大半個身子去擦外立面玻璃，惟一的防護不過是另一名女工用手輕輕拽住她的雙腿。

　　“我們的價錢太低了”

　　實在沒有料到，有一天，這些背著破舊的蛇皮袋，結伴輾轉在各個城市車站的民工群體，會成為稀缺的資源。楊玉紅說，她并沒感覺到她對城市有多重要，她出來是為了賺錢。“在四川家里，時間就不是時間了，一天干不干活都過去了，但是在北京，每一天都得逼著自己干活。不然，房租，生活費就白扔了。”

　　離她工作的小區半里地有一排待拆的平房，那是楊玉紅在北京的“家”。

　　這片房子有一種臨時營地的氛圍。大多數居民是農民工，他們分租一套房，做飯，洗衣，睡覺，都在一個單間里進行。一些出售便宜商品的買賣也在附近聚集，這是這些民工給當地經濟烙上的印記。楊玉紅常去的一個市場是垡頭市場。她在這里買了一塊錢的護膚品——郁美凈，家里惟一的電器——300塊錢的新電視，“組裝的，但是還有牌子。”

　　楊玉紅每天早上7點多去小區做家政，沒有確定的下班時間，有時候下午6點還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點了。一個下午的兩點，當記者見到她時，她剛開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頓飯：開水泡油條。如果愿意的話，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楊玉紅通常用這天做自己家的家務，洗丈夫沾滿建筑灰塵的衣服。

　　這在到城市里討生活的農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鄰不到一里地的一個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單身來的，他們住在10個人一間的臨時宿舍里，由于沒有洗浴設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們對這些都不太介意。他們只是反復對記者說，“多幫我們這些勞動力宣傳宣傳，價錢太低了。”

　　雖然從2004年起，中國民工的工資在逐年增長，但是仍然處在城市中經濟鏈條的最低端。來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順中掰著指頭算接一個工程他要支出的成本：租用的燈光照明，塔吊，70多個管理人員，工資高一點的得給6000塊/月，“晚完工一天，我就得損失兩萬。”來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順中說。相比之下，工人工資的漲幅不過是一天十幾二十塊。“這是小錢。”

　　但是，“這些人的生存條件，直接影響著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是否參與進來。”中國社科院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陽說。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勞動服務中心主任王觀玉認為，目前廣東部分企業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性企業中效率低下、工資調整空間狹小的企業。與中小企業缺工相對應的是，當地一流的企業并不缺工，尤其是為國際企業代工的工廠，因為這些企業的客戶會對勞動環境有嚴格的要求，“這些企業招工，都會排著很長的隊伍，廠里的人力資源主管甚至會將一些名額賣給中介，賺取利潤。”一位知情者告訴記者。

　　中山大學勞工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劉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發現了另外一些導致結構性缺工的因素。劉指出，如果將農村地區外出打工的人員分布狀況與打工目的地的正規工廠的人口分布狀況相比較，這兩種情況并不對稱，“因此可以說，相當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沒有去正規的企業工作，從而導致這種企業的用工缺口。”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企業對工人的年齡、性別過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樓、賓館需要漂亮年輕女性做服務員，這種勞動力資源是絕對短缺的。”劉以此舉例說。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規工廠就業，因為這些工廠雖然環境相對惡劣，但由于來單快，回款快，且沒有稅負和工人保障等開支，往往給的薪水較高。來自四川岳池的老盧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盧的工作是做西裝剪裁。工作地點不固定，“看單子，有時候在惠州，有時候又回到廣州。”現在他在廣州黃埔的工廠旁，住在和工友們一起租來房間里，他認為社會保險和工廠環境等遠遠沒有多掙點現金實惠，“那些都是虛的，”多喝兩杯后，他告訴記者：“憑自己這些年裁衣服的錢，二兒子已經快供上大學了。”

　　解放農民，下一步怎么走？

　　楊玉紅和丈夫每個月的工資，留下400元維持簡單生活，其他的都寄回鄉下，用于支付當地農村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些和傳統鄉村生活不一樣的標準：比如建一棟兩層的樓房，走親訪友要送的成件的蘋果和梨，還有過節或請客時要喝的紅酒，已經到學齡的孩子每天要喝的牛奶……

　　農村的生活正在好轉。隨著近年來政府提高糧食收購價和耕地補貼，2004年鄉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

　　“農民工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資取決于他們在家鄉務農能夠獲得的預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們在家鄉務農的預期收入明顯提高，那么資方就必須相應提高工資才能對他們產生吸引力。”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說。按社科院的統計，以目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農業生產尚需要近1.8億勞動力。他們大都維持著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重慶市榮昌縣救災辦主任秦景英曾告訴記者，一工一農，一輩子不受窮，這是農民最有安全感的理想生活，也是大多數農村家庭的就業現實。

　　如何最大限度解放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并使其補充到我國的工業化大生產中去，這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

　　過去的幾年里，我國政府取消了農業稅，重新定義了農業生產的自給自足政策，谷物和油籽不再完全依賴自己耕種而轉向進口。這更有利于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

　　但往下走就要復雜得多。早在200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在其首份中國農業綜合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應放寬對農村人口流動的限制，以幫助農村人口外流。這個提議在2007年的中國社科院的調研報告里得到了更細致的表述。都陽在報告中提出取消戶籍制度上附著的城市人特有的福利內容，以此改變城鄉二元化分割，讓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以主人翁的姿態進入城市。

　　經合組織的報告里還稱，中國政府應該明確農民對其土地的所有權，允許他們更為靈活地使用土地。這就涉及到另一個更廣闊的領域：農村的土地流轉和農地制度的改革探索。這些命題，都不僅僅是勞動力短缺這個困境可以涵蓋的。

　　解決勞動力短缺的他國路徑

　　如果把中國發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層勞動力短缺，放在世界工業發展的進程中，就會發現這樣的場景并不陌生。幾乎各國的工業革命都會催生出這樣一個勞工緊缺的階段。這導致勞動力密集的低端制造業有一個世界性的挪移軌跡。“從美國到日本，然后是四小龍，現在是中國。”都陽說。

　　直到最近，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并無二致：它是以廉價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為基礎，廉價資本來源于來自消費者，他們為解決自己養老和其他社會保障問題不得不大量儲蓄，這些儲蓄被國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貸和資本支出。而廉價的勞動力則來源于長期城鄉二元化分割，被封閉在回報率極低的傳統農業部門的幾億農民。

　　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亞洲新興經濟體得以在出口制造業領域大量投資，并獲得超出其他所有領域的增長。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的年均TFP(綜合要素生產率)為3%。美國的數字是1.7%。從這個指標來衡量，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速度是美國的兩倍。但是，要想最終達到美國那樣的經濟規模，中國需要持續不斷地向經濟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本和廉價勞動力。但現實情況是，中國在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投入已無法達到以前那樣的高度了。

　　接下來要發生的，在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都發生過。都陽把這個過程簡化為:勞動力價格上漲，仍然依靠“人多勢眾”的方法盈利的企業會死掉，機器會代替人。

　　目前我國一些企業的盈利指標已經表示，淘汰正在進行。根據光大證券所的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的研究，絕大多數指標均顯示中國企業盈利能力在2004年達到了高點，并自2005年以來開始明顯下降。這一下降趨勢在未來幾年還會持續下去。

　　“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枯竭，對中國經濟來說，發掘一條持續發展的替代途徑就非常重要，而這需要將中國社會增長方式從生產要素投入推動型過渡到生產率推動型。”中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說。

　　似乎風水是在流轉。在被多年廉價雇傭后,終于輪到基層勞動力的一點話語權了。雖然這些權利看起來仍很卑微。楊玉紅的老板馬上要給她們上一種保險，就是擦窗戶的。王順中也不得不給他的工人上保險，并盡量做到不拖欠工資以免被工人舉報，記錄上有污點。他說，工程立項時，這些都是檢查他是否有建筑資質的手續之一。